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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家的宅院是国民党高官崔垂言拥有。史料记载，崔垂言是吉林省长春市人。国民党籍。北京大学英文系、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研究所毕业，中央训练团高级班结业。曾任制宪国大代表，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文化处处长，吉林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台湾省青年服务团团长，革命实践研究院研究所所长，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副主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中央文化经济事业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日报》总主笔。

崔垂言的外甥高先生说，崔垂言在多年前在台湾过世，不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三次回长春看三义胡同的老宅，古树就是崔家人栽种的，大约有80到90年的树龄。

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专家组组长曹保明说，古树外形奇特，一个树根几乎平地分支三个主干，正好巧合了它的出生地三义胡同，古树被保存下来很了不起，有相当高的价值。让人一下看到古树就能想起三义胡同。曹保明说，三义胡同属于老长春宽城子的西门，三义胡同得名跟闯关东带进的中原“三义文化”（刘备关羽张飞的结义文化）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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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下午，阴沉了大半日的天空终于放晴，阳光有些晃眼。哼着歌的罗睿心情不错，影楼刚刚打来电话，结婚照已经做好，随时可以去取———28岁的他将在两个月后迎娶新娘。时间倒回三年前，那时的他心里满是阴郁，因为彩礼问题，他跟相处了3个多月的女友分手。罗睿始终觉得，女方收彩礼就像是在卖女儿，哪怕这笔钱最终的去向是小两口的新家庭，“既给不起，也不想给。”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大学毕业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罗睿见了十几个相亲对象———家在农村的罗睿，相亲对象也大都来自农村———其中大部分提出了彩礼要求。

作为一项婚姻礼仪，“彩礼”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具体是由纳采还是由纳征演化而来，还存在着一些争议

和分歧。新中国成立之后，收受彩礼曾被认为是买卖婚姻的表现之一，法律明文废止。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彩礼重新在农村兴起，并且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一个农民家庭，十几万的彩礼钱可能是好几年的收入，你说沉重不沉重?”罗睿说。

男方

彩礼是负担不想给

“我们家拿不出这么多钱，而且12万彩礼也太多了。”罗睿原本的计划是贷款买房，婚后用礼金买车。最后双方不欢而散，罗睿跟那个女孩分了手。

罗睿的老家在吉林省长岭县流水镇爱国村，父母都是农民，年长他6岁的哥哥已经结婚，目前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供一个大学生还行，一般的农民家庭供不起两个。”罗睿介绍，哥哥当初学习成绩也很好，但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给弟弟“让路”，初中毕业读了技校。

2006年哥哥婚礼的细节，罗睿记不清

了，但当时家里重建了瓦房，并且给女方家6万元彩礼这两件事，却留在了他的记忆当中。“会亲家那天，我爸从包里拿出好几摞钱，都给了我嫂子她爸。”这是罗睿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现金。

罗睿家共有两公顷多旱田，种的是玉米，在2006年的时候，年收入不到两万元，6万元就相当于罗家3到4年的纯收入。即便是近几年，去掉种子化肥等开销，罗家一年也只剩3万多元钱。

2011年，大学毕业的罗睿回到长岭县城，进入一家民企。不久后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个来自白城农村的女孩。女孩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虽然学历不高，但长相和谈吐都让罗睿觉得满意。双方相处了一段时间，很快进入谈婚论嫁阶段。

会亲家的场面，罗睿记忆犹新。女孩母亲提出彩礼12万元、罗家全款买楼，同时许诺会陪嫁一辆小轿车，彩礼在婚后都给小两口。长岭县城当

时的房价约为每平方米2000元，一套房子需要十几万，再加上彩礼12万，也就是说罗家要支出近30万。

“我们家拿不出这么多钱，而且12万彩礼也太多了。”罗睿原本的计划是贷款买房，婚后用礼金买车。最后双方不欢而散，罗睿跟那个女孩分了手。

“嫁个大学生，男方买房，还给这么多彩礼，说出去多有面子。而且我还有个哥哥，现在多要点儿，以后分给我哥的就少点儿。”罗睿的分析是，女孩家无非是为了争面子和家产。

之后罗睿又相了几次亲，为了避免出现那次会亲家的场面，他在初次见面后，都会问对方要不要、要多少彩礼。“大多数都说‘肯定得要彩礼’，从七八万元到十几万元都有。”读过大学的罗睿很反感这种习俗，“男女平等，两情相悦，何必一定要追求这种形式?”去年春节刚过，罗睿认识了现在的未婚

之后罗睿又相了几次亲，为了避免出现那次会亲家的场面，他在初次见面后，都会问对方要不要、要多少彩礼。“大多数都说‘肯定得要彩礼’，从七八万元到十几万元都有。”读过大学的罗睿很反感这种习俗，“男女平等，两情相悦，何必一定要追求这种形式?”去年春节刚过，罗睿认识了现在的未婚妻。同样大学毕业的女孩，在面对罗睿有关彩礼的问题时，回答让他很满意，“她说彩礼是中国传统仪式的一部分，还是得要的，但多少无所谓。”

“刚开始是觉得家里没那么多钱，而且也不希望父母去借钱。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反感，只要说要(彩礼)，那就不用再见了。现在又有了新的感觉，这毕竟是一种习俗，我也没有必要去挑战。”罗睿将这段心路历程总结为，“给不起”、“不想给”、“不得不给”。

采访的最后，罗睿透露了这样一组数字：他大学时所在班级的22个男生中，18人已婚，11位男生的结婚对象来自农村，10位给了彩礼，“最少的8万，最多的20万。”

给多少看“行情”

刘全和介绍，正是因为儿子的条件不错，礼金女方才只要了10万元，“有的男孩条件不好，要20万的也有。”

今年4月，有一位网友发帖：公主岭市范家屯镇的彩礼行情是现金20万元，还要有车、房、“三金”(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和彩貂。车要摩托、轿车、农用车齐全;“三金”得3万元以上;貂皮必须是彩色的，越艳越好;小两口婚后，男方父母必须搬出去住，必须签订财产协议，所有债务和新郎无关。这位网友在帖子的最后称：“做不到以上几点，在农村就娶不到媳妇!”

范家屯某村村民刘全和(音)说，这位网友所说的，并不算

太夸张。

以上就是刘全和口述的儿子婚前账单，“结婚当天还有‘上车钱’18888元，‘改口费’9999元或10001元，还没算上接亲车队和办酒席的钱。”

总体算下来，儿子结婚，刘全和老两口的累计支出将超过50万元。即使是城市中的普通上班族，50万元也是笔相当大的开销。对于刘全和来说，更是极大的负担，甚至为此负债。“得还好几年，也就是这几年占地，亲戚朋友手里都有点儿钱，要不就得去‘抬钱’(借高利贷)。”

在其他村民的描述中，刘全和儿子的条件“相当不错”，身高将近1米8，不抽烟不喝酒，会汽车修理，最关键的是会干农活。“现在的年轻人，没几个会干地里的活，我儿子都会。”说起儿子，刘全和很自豪。

既然条件这么好，为何还要花费这么大的“代价”娶媳妇呢?“行情就是这样，

我儿子对象要的还不算多。”“行情”是刘全和无法违背的，他也不愿为了钱让儿子娶不上媳妇。“女方要少了，别人会觉得是不是她家姑娘有啥毛病;我们要是给多了，别人就会觉得是不是我家儿子有问题。”刘全和介绍，正是因为儿子的条件不错，礼金女方才只要了10万元，“有的男孩条件不好，要20万的也有。”

跟刘全和同村的李姓村民，就“遭遇”了20万的彩礼。小李也是今年结婚，婚后小两口和父母同住。婚前支出中，李家省下了在镇里买楼的钱，但彩礼就要多给了。“会亲家的时候，那边说要20万。”老李说，儿子脾气倔，当场就说不结婚了，还是女孩“讲情”，女方父母才松了口，最终定在16万元。但也因此，女方提出了附加要求：婚前李家的外债跟小两口无关;婚后小两口要住东屋。农村的房屋多是坐北朝南，

一般来说东侧房间比较大。

对于这些条件，老李接受了，但多少有些憋屈，“儿子结婚，我还能舍不得花钱啊?就是不要彩礼，这些钱也都得给他们俩。但是他们逼得紧，我就觉得不得劲儿。”

老李还有一个女儿，也已经有了男朋友。“彩礼我打算要20万。”老李想得很清楚，儿子结婚拿出去多少钱，他就朝女儿对象家要多少钱，只能多不能少。

女方

彩礼是面子必须要

在刘女士看来，自家女儿的长相在村里“数一数二”，彩礼的多少，其实代表着女儿的身价。

为何彩礼的行情越来越高呢?新文化记者在范家屯镇的几个村庄采访时发现，一些女孩的父母会把彩礼的多少，当成自家女儿的身价，甚至当成炫耀的资本。在刘全和与老李所在的村子，去年就曾发生过一件事，因为男方给不上彩礼，母亲生生把女儿的婚事别黄。

据老

李的讲述，那家的女儿在吉林市打工，认识了吉林市农村的一个男孩，在会亲家的时候，女方父母按照范家屯的行情提出要彩礼15万，男方说要按他们那边的行情，只能给6万8。最终因为彩礼的问题，一对恋人就此分手。

新文化记者找到了女孩的母亲刘女士，有了如下的对话：“彩礼这事你怎么看?”“那能咋看，别人要多钱，我们也要多钱呗。”“那你打算要多少彩礼?”“15万到20万吧，男孩条件好的话，少点儿也行，最少也得10万。”“那要是男方家困难，拿不出这些钱呢?”“我姑娘之前处了个对象，说按照他们那边的行情，就给6万多，我就没同意。”“就因为差钱?”“不是钱的事，凭啥人家彩礼都10多万，到我这就6万，我姑娘差啥啊?”“彩礼没谈妥，俩人就黄了?”“黄了，我姑娘也觉得那边给的太少了。其实这钱也落不到我手里，最

后都给他们。彩礼就是个保障，你说万一结婚几个月就离了呢，我姑娘不就是人财两空了吗?”

“那要是你女儿真遇到特别喜欢的，而男方家里确实拿不出彩礼呢?”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反正吧，她要是真相中了，就要跟人家，我也不能硬别着。”

在刘女士看来，自家女儿的长相在村里“数一数二”，彩礼的多少，其实代表着女儿的身价。她的这种想法，在很多女孩的家庭普遍存在，或许说不出“身价”二字，但攀比心理普遍存在。

李霞和李艳欣是范家屯某饭店的服务员，都是当地人。午后，饭店里没有多少客人，她们两人就会来到门前的街路上，跟周围店铺的服务员聊天。据李霞介绍，关于回家结婚和要多少彩礼，是她们比较常聊的话题，能要到更多彩礼的女孩，总会让其他人羡慕和嫉妒。“有的服务员说收了15

万，其实就收了10万。”在李霞看来，彩礼是面子，更是自己长相的标尺。

“咱们吉林省还不算彩礼多的呢，我听说甘肃、宁夏那边，彩礼都是好几十万。”李艳欣曾经在省外打工，结识了一些朋友，“他们听说咱们这边彩礼还不到20万，都想找吉林的女朋友呢。”

要多少看条件

能够让李秀荷主动减少彩礼的男孩，需要具备以下条件：大学毕业，至少是大专毕业;身高1米8以上，长相周正……

那么女方在索要彩礼时，会根据哪些“指标”来确定金额呢?榆树市的闵家镇距离范家屯镇约200公里，当地的彩礼行情是除住房、“三金”外，现金15万元左右。“彩礼肯定不是瞎要的啊，肯定有说法。”闵家镇二十家子村村民李秀荷表示，自己就有一些具体的想法，根据男方的各项条件，对“基准彩礼金额”增加或减少。

李秀荷解释，像个人长相和有无不良习惯，其实是希望女儿能找到正经过日子的男人;学历和手艺则是希望女儿以后的日子能过得好一些;至于是不是独生子，则涉及以后遗产的分割。“彩礼是一定要收的，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风俗。而且彩礼的多少也体现着我女儿的身价，钱越多，说明我女儿越优秀。”李秀荷说，“而且你要来的彩礼钱越多，男方家就越重视，离婚的可能就越小，因为再娶一个又得花不少钱。”

对于母亲的想法，李秀荷的女儿有些不以为然，“彩礼是你想要多少钱，人家就给多少钱啊?到时候我找男朋友，你们要是不满意，我就跟他私奔!”

范家屯镇郜家村村支书孟凡平认为，男方和女方在彩礼上往往是一种博弈，总要找到某个平衡点，“女方家多要，是觉得说起来有面子;男方家想少给，其实是怕别人知道彩

礼给多了，会以为自家儿子不好。”

今年30岁的孟凡平对于高额彩礼持否定态度，“现在这些年轻人有了钱，都不知道计划，彩礼、陪嫁和礼金，很快就花没了。你说有这钱，干点儿啥不好?”

在采访的过程中，新文化记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那就是在范家屯镇，外出求学的男青年大多对彩礼持否定态度，女青年则大多会要求彩礼。

而外出打工的，则不管男女都坚持着这一传统，不同的是女青年大多会遵循范家屯当地的行情，而男青年则会遵循女方家乡所在地的行情。

彩礼的变迁郜家村的孟老汉是村里知名的媒人，几十年来他深刻感受着彩礼行情的“飞涨”。

上世纪90年代，范家屯镇的彩礼行情是几千元。“我记得当时介绍成的一对儿，男方家买了电视、洗衣机和电风扇，礼金是4000块。”也有的只给现金，一般在一万

元左右。

1995年前后，男方家除了要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四大件”外，现金至少要一万元。

2000年以后，除了家电、家具，现金至少两万元。多数时候，女方还会要求男方翻新或重建房子，后来，这一要求变成了“买楼”。

2010年3月，本报曾经在范家屯镇的宋家店、马家洼子和胜利等几个村庄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时的彩礼包括“三金”、摩托车、家电和房子，所有财物相加至少5万元，甚至有的还会要求小轿车。

刘全和给新文化记者算了一笔账，5年以前，村里大多数家庭的年收入也就1万多元。那时结婚，男方需要拿出的彩礼礼金和实物就要5万元，基本相当于5年的收入。

刘全和的记忆跟本报2010年的问卷调查数据相吻合，当时接受调查的83户村民当中，有65户村民的家庭年收入不足万元，占比78.3%。

而在刘全

和的印象当中，彩礼的现金部分涨到10万元，应该是在2013年年底到2014年年初，“到了今年，就没听说过彩礼低于10万的。”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曹保明：

彩礼是礼但不能过度

“彩礼首先是一种礼节。”曹保明表示，“这种礼节并非由制度约束，而是一种民间习俗。”

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及当代农村社会中，彩礼曾经很普遍。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彩礼和与彩礼相关的订婚和婚约都受到了批判，但在民间始终顽强存在。

曹保明介绍，在古代的订婚仪式上，男方家庭会以订婚男子的名义送给女方一份由物品和金钱两部分构成的“彩礼”，其中钱为财(聘金)，物为礼(聘礼)。女方收受彩礼后，也会送男方一些物品，称作“回礼”。彩礼中的物一般都是价高但实用的物品，回礼一般为女性亲手制作的物品。曹保明认为，现在的彩礼被赋予了太多的物质含义，甚至成为沉重的负担，这就失去了本意，“彩礼作为礼节和民俗，应当予以保留，但千万不能过度。”

省民俗学会理事长施立学：

会让富裕农民致贫

作为省政协委员，施立学在去年的省两会上，提交了一份针对彩礼和随礼的提案。

施立学认为，高额彩礼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农村适龄女孩减少;第二是攀比心重，把彩礼钱当成女孩的身价;第三是农村生活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

“但我们要看到高额彩礼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施立学表示，“高额彩礼会让已经富裕的农民致贫，那些因为彩礼产生的纠纷还扰乱了农村的秩序，另外高额彩礼的攀比会让社会风气变坏。”

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付诚：

彩礼成了“婚姻保障金”

付诚认为，彩礼存在的原因要从经济

学和社会学两个方面来分析。

付诚认为，因为古代女性的从属地位，父亲在女儿出嫁时要收取一定的钱物，用以偿还父母对女儿的养育费用，“女方把一定的财物当作结婚条件之一，这也是古代彩礼存在的一个原因。”

付诚认为，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彩礼逐年增加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男多女少”的社会结构，使得适龄男性不易找到结婚对象，而适龄女性则有着更多的选择;第二是很多地区的乡土社会逐渐转变为工业社会，人口流动量大，解除婚约的情况越来越多，女性普遍要求男方提供信用担保，也就是说把彩礼当成了“婚姻保障金”。

6月12日下午，阴沉了大半日的天空终于放晴，阳光有些晃眼。哼着歌的罗睿心情不错，影楼刚刚打来电话，结婚照已经做好，随时可以去取———28岁的他将在两个月后迎娶新娘。时间倒回三年前，那时的他心里满是阴郁，因为彩礼问题，他跟相处了3个多月的女友分手。罗睿始终觉得，女方收彩礼就像是在卖女儿，哪怕这笔钱最终的去向是小两口的新家庭，“既给不起，也不想给。”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大学毕业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罗睿见了十几个相亲对象———家在农村的罗睿，相亲对象也大都来自农村———其中大部分提出了彩礼要求。

作为一项婚姻礼仪，“彩礼”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具体是由纳采还是由纳征演化而来，还存在着一些争议和分歧。新中国成立之后，收受彩礼曾被认为是买卖婚姻的表现之一，法律明文废止。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彩礼重新在农村兴起，并且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一个农民家庭，十几万的彩礼钱可能是好几年的收入，你说沉重不沉重？”罗睿说。

“我们家拿不出这么多钱，而且12万彩礼也太多了。”罗睿原本的计划是贷款买房，婚后用礼金买车。最后双方不欢而散，罗睿跟那个女孩分了手

罗睿的老家在长岭县流水镇爱国村，父母都是农民，年长他6岁的哥哥已经结婚，目前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供一个大学生还行，一般的农民家庭供不起两个。”罗睿介绍，哥哥当初学习成绩也很好，但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给弟弟“让路”，初中毕业读了技校。

2006年哥哥婚礼的细节，罗睿记不清了，但当时家里重建了瓦房，并且给女方家6万元彩礼这两件事，却留在了他的记忆当中。“会亲家那天，我爸从包里拿出好几摞钱，都给了我嫂子她爸。”这是罗睿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现金。

罗睿家共有两公顷多旱田，种的是玉米，在2006年的时候，年收入不到两万元，6万元就相当于罗家3到4年的纯收入。即便是近几年，去掉种子化肥等开销，罗家一年也只剩3万多元钱。

2011年，大学毕业的罗睿回到长岭县城，进入一家民企。不久后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个来自白城农村的女孩。女孩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虽然学历不高，但长相和谈吐都让罗睿觉得满意。双方相处了一段时间，很快进入谈婚论嫁阶段。

会亲家的场面，罗睿记忆犹新。女孩母亲提出彩礼12万元、罗家全款买楼，同时许诺会陪嫁一辆小轿车，彩礼在婚后都给小两口。长岭县城当时的房价约为每平方米2000元，一套房子需要十几万，再加上彩礼12万，也就是说罗家要支出近30万。

“我们家拿不出这么多钱，而且12万彩礼也太多了。”罗睿原本的计划是贷款买房，婚后用礼金买车。最后双方不欢而散，罗睿跟那个女孩分了手。

“嫁个大学生，男方买房，还给这么多彩礼，说出去多有面子。而且我还有个哥哥，现在多要点儿，以后分给我哥的就少点儿。”罗睿的分析是，女孩家无非是为了争面子和家产。

之后罗睿又相了几次亲，为了避免出现那次会亲家的场面，他在初次见面后，都会问对方要不要、要多少彩礼。“大多数都说‘肯定得要彩礼’，从七八万元到十几万元都有。”读过大学的罗睿很反感这种习俗，“男女平等，两情相悦，何必一定要追求这种形式？”去年春节刚过，罗睿认识了现在的未婚妻。同样大学毕业的女孩，在面对罗睿有关彩礼的问题时，回答让他很满意，“她说彩礼是中国传统仪式的一部分，还是得要的，但多少无所谓。”

“刚开始是觉得家里没那么多钱，而且也不希望父母去借钱。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反感，只要说要（彩礼），那就不用再见了。现在又有了新的感觉，这毕竟是一种习俗，我也没有必要去挑战。”罗睿将这段心路历程总结为，“给不起”、“不想给”、“不得不给”。

采访的最后，罗睿透露了这样一组数字：他大学时所在班级的22个男生中，18人已婚，11位男生的结婚对象来自农村，10位给了彩礼，“最少的8万，最多的20万。”

刘全和介绍，正是因为儿子的条件不错，礼金女方才只要了10万元，“有的男孩条件不好，要20万的也有。”

今年4月，百度长春吧上有一位网友发帖：公主岭市范家屯镇的彩礼行情是现金20万元，还要有车、房、“三金”（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和彩貂。车要摩托、轿车、农用车齐全；“三金”得3万元以上；貂皮必须是彩色的，越艳越好；小两口婚后，男方父母必须搬出去住，必须签订财产协议，所有债务和新郎无关。这位网友在帖子的最后称：“做不到以上几点，在农村就娶不到媳妇！”

范家屯某村村民刘全和（音）说，这位网友所说的，并不算太夸张。

以上就是刘全和口述的儿子婚前账单，“结婚当天还有‘上车钱’18888元，‘改口费’9999元或10001元，还没算上接亲车队和办酒席的钱。”

总体算下来，儿子结婚，刘全和老两口的累计支出将超过50万元。即使是城市中的普通上班族，50万元也是笔相当大的开销。对于刘全和来说，更是极大的负担，甚至为此负债。“得还好几年，也就是这几年占地，亲戚朋友手里都有点儿钱，要不就得去‘抬钱’（借高利贷）。”

在其他村民的描述中，刘全和儿子的条件“相当不错”，身高将近1米8，不抽烟不喝酒，会汽车修理，最关键的是会干农活。“现在的年轻人，没几个会干地里的活，我儿子都会。”说起儿子，刘全和很自豪。

既然条件这么好，为何还要花费这么大的“代价”娶媳妇呢？“行情就是这样，我儿子对象要的还不算多。”“行情”是刘全和无法违背的，他也不愿为了钱让儿子娶不上媳妇。“女方要少了，别人会觉得是不是她家姑娘有啥毛病；我们要是给多了，别人就会觉得是不是我家儿子有问题。”刘全和介绍，正是因为儿子的条件不错，礼金女方才只要了10万元，“有的男孩条件不好，要20万的也有。”

跟刘全和同村的李姓村民，就“遭遇”了20万的彩礼。小李也是今年结婚，婚后小两口和父母同住。婚前支出中，李家省下了在镇里买楼的钱，但彩礼就要多给了。“会亲家的时候，那边说要20万。”老李说，儿子脾气倔，当场就说不结婚了，还是女孩“讲情”，女方父母才松了口，最终定在16万元。但也因此，女方提出了附加要求：婚前李家的外债跟小两口无关；婚后小两口要住东屋。农村的房屋多是坐北朝南，一般来说东侧房间比较大。

对于这些条件，老李接受了，但多少有些憋屈，“儿子结婚，我还能舍不得花钱啊？就是不要彩礼，这些钱也都得给他们俩。但是他们逼得紧，我就觉得不得劲儿。”

老李还有一个女儿，也已经有了男朋友。“彩礼我打算要20万。”老李想得很清楚，儿子结婚拿出去多少钱，他就朝女儿对象家要多少钱，只能多不能少。

在刘女士看来，自家女儿的长相在村里“数一数二”，彩礼的多少，其实代表着女儿的身价

为何彩礼的行情越来越高呢？新文化记者在范家屯镇的几个村庄采访时发现，一些女孩的父母会把彩礼的多少，当成自家女儿的身价，甚至当成炫耀的资本。在刘全和与老李所在的村子，去年就曾发生过一件事，因为男方给不上彩礼，母亲生生把女儿的婚事别黄。

据老李的讲述，那家的女儿在吉林市打工，认识了吉林市农村的一个男孩，在会亲家的时候，女方父母按照范家屯的行情提出要彩礼15万，男方说要按他们那边的行情，只能给6万8。最终因为彩礼的问题，一对恋人就此分手。

新文化记者找到了女孩的母亲刘女士，有了如下的对话：“彩礼这事你怎么看？”“那能咋看，别人要多钱，我们也要多钱呗。”“那你打算要多少彩礼？”“15万到20万吧，男孩条件好的话，少点儿也行，最少也得10万。”“那要是男方家困难，拿不出这些钱呢？”“我姑娘之前处了个对象，说按照他们那边的行情，就给6万多，我就没同意。”“就因为差钱？”“不是钱的事，凭啥人家彩礼都10多万，到我这就6万，我姑娘差啥啊？”“彩礼没谈妥，俩人就黄了？”“黄了，我姑娘也觉得那边给的太少了。其实这钱也落不到我手里，最后都给他们。彩礼就是个保障，你说万一结婚几个月就离了呢，我姑娘不就是人财两空了吗？”

“那要是你女儿真遇到特别喜欢的，而男方家里确实拿不出彩礼呢？”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反正吧，她要是真相中了，就要跟人家，我也不能硬别着。”

在刘女士看来，自家女儿的长相在村里“数一数二”，彩礼的多少，其实代表着女儿的身价。她的这种想法，在很多女孩的家庭普遍存在，或许说不出“身价”二字，但攀比心理普遍存在。

李霞和李艳欣是范家屯某饭店的服务员，都是当地人。午后，饭店里没有多少客人，她们两人就会来到门前的街路上，跟周围店铺的服务员聊天。据李霞介绍，关于回家结婚和要多少彩礼，是她们比较常聊的话题，能要到更多彩礼的女孩，总会让其他人羡慕和嫉妒。“有的服务员说收了15万，其实就收了10万。”在李霞看来，彩礼是面子，更是自己长相的标尺。

“咱们吉林省还不算彩礼多的呢，我听说甘肃、宁夏那边，彩礼都是好几十万。”李艳欣曾经在省外打工，结识了一些朋友，“他们听说咱们这边彩礼还不到20万，都想找吉林的女朋友呢。”

能够让李秀荷主动减少彩礼的男孩，需要具备以下条件：大学毕业，至少是大专毕业；身高1米8以上，长相周正…………

那么女方在索要彩礼时，会根据哪些“指标”来确定金额呢？榆树市的闵家镇距离范家屯镇约200公里，当地的彩礼行情是除住房、“三金”外，现金15万元左右。“彩礼肯定不是瞎要的啊，肯定有说法。”闵家镇二十家子村村民李秀荷表示，自己就有一些具体的想法，根据男方的各项条件，对“基准彩礼金额”增加或减少。

李秀荷解释，像个人长相和有无不良习惯，其实是希望女儿能找到正经过日子的男人；学历和手艺则是希望女儿以后的日子能过得好一些；至于是不是独生子，则涉及以后遗产的分割。“彩礼是一定要收的，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风俗。而且彩礼的多少也体现着我女儿的身价，钱越多，说明我女儿越优秀。”李秀荷说，“而且你要来的彩礼钱越多，男方家就越重视，离婚的可能就越小，因为再娶一个又得花不少钱。”

对于母亲的想法，李秀荷的女儿有些不以为然，“彩礼是你想要多少钱，人家就给多少钱啊？到时候我找男朋友，你们要是不满意，我就跟他私奔！”

范家屯镇郜家村村支书孟凡平认为，男方和女方在彩礼上往往是一种博弈，总要找到某个平衡点，“女方家多要，是觉得说起来有面子；男方家想少给，其实是怕别人知道彩礼给多了，会以为自家儿子不好。”

今年30岁的孟凡平对于高额彩礼持否定态度，“现在这些年轻人有了钱，都不知道计划，彩礼、陪嫁和礼金，很快就花没了。你说有这钱，干点儿啥不好？”

在采访的过程中，新文化记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那就是在范家屯镇，外出求学的男青年大多对彩礼持否定态度，女青年则大多会要求彩礼。

而外出打工的，则不管男女都坚持着这一传统，不同的是女青年大多会遵循范家屯当地的行情，而男青年则会遵循女方家乡所在地的行情。

郜家村的孟老汉是村里知名的媒人，几十年来他深刻感受着彩礼行情的“飞涨”。

上世纪90年代，范家屯镇的彩礼行情是几千元。“我记得当时介绍成的一对儿，男方家买了电视、洗衣机和电风扇，礼金是4000块。”也有的只给现金，一般在一万元左右。

1995年前后，男方家除了要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四大件”外，现金至少要一万元。

2000年以后，除了家电、家具，现金至少两万元。多数时候，女方还会要求男方翻新或重建房子，后来，这一要求变成了“买楼”。

2010年3月，本报曾经在范家屯镇的宋家店、马家洼子和胜利等几个村庄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时的彩礼包括“三金”、摩托车、家电和房子，所有财物相加至少5万元，甚至有的还会要求小轿车。

刘全和给新文化记者算了一笔账，5年以前，村里大多数家庭的年收入也就1万多元。那时结婚，男方需要拿出的彩礼礼金和实物就要5万元，基本相当于5年的收入。

刘全和的记忆跟本报2010年的问卷调查数据相吻合，当时接受调查的83户村民当中，有65户村民的家庭年收入不足万元，占比78.3%。

而在刘全和的印象当中，彩礼的现金部分涨到10万元，应该是在2013年年底到2014年年初，“到了今年，就没听说过彩礼低于10万的。”

“彩礼首先是一种礼节。”曹保明表示，“这种礼节并非由制度约束，而是一种民间习俗。”

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及当代农村社会中，彩礼曾经很普遍。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彩礼和与彩礼相关的订婚和婚约都受到了批判，但在民间始终顽强存在。

曹保明介绍，在古代的订婚仪式上，男方家庭会以订婚男子的名义送给女方一份由物品和金钱两部分构成的“彩礼”，其中钱为财（聘金），物为礼（聘礼）。女方收受彩礼后，也会送男方一些物品，称作“回礼”。彩礼中的物一般都是价高但实用的物品，回礼一般为女性亲手制作的物品。

曹保明认为，现在的彩礼被赋予了太多的物质含义，甚至成为沉重的负担，这就失去了本意，“彩礼作为礼节和民俗，应当予以保留，但千万不能过度。”

作为省政协委员，施立学在去年的省两会上，提交了一份针对彩礼和随礼的提案。

施立学认为，高额彩礼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农村适龄女孩减少；第二是攀比心重，把彩礼钱当成女孩的身价；第三是农村生活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

“但我们要看到高额彩礼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施立学表示，“高额彩礼会让已经富裕的农民致贫，那些因为彩礼产生的纠纷还扰乱了农村的秩序，另外高额彩礼的攀比会让社会风气变坏。”

付诚认为，彩礼存在的原因要从经济学和社会学两个方面来分析。

付诚认为，因为古代女性的从属地位，父亲在女儿出嫁时要收取一定的钱物，用以偿还父母对女儿的养育费用，“女方把一定的财物当作结婚条件之一，这也是古代彩礼存在的一个原因。”

付诚认为，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彩礼逐年增加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男多女少”的社会结构，使得适龄男性不易找到结婚对象，而适龄女性则有着更多的选择；第二是很多地区的乡土社会逐渐转变为工业社会，人口流动量大，解除婚约的情况越来越多，女性普遍要求男方提供信用担保，也就是说把彩礼当成了“婚姻保障金”。

资料图

6月12日下午，阴沉了大半日的天空终于放晴，阳光有些晃眼。哼着歌的罗睿心情不错，影楼刚刚打来电话，结婚照已经做好，随时可以去取—28岁的他将在两个月后迎娶新娘。时间倒回三年前，那时的他心里满是阴郁，因为彩礼问题，他跟相处了3个多月的女友分手。罗睿始终觉得，女方收彩礼就像是在卖女儿，哪怕这笔钱最终的去向是小两口的新家庭，“既给不起，也不想给。”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大学毕业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罗睿见了十几个相亲对象—家在农村的罗睿，相亲对象也大都来自农村—其中大部分提出了彩礼要求。

作为一项婚姻礼仪，“彩礼”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具体是由纳采还是由纳征演化而来，还存在着一些争议和分歧。新中国成立之后，收受彩礼曾被认为是买卖婚姻的表现之一，法律明文废止。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彩礼重新在农村兴起，并且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一个农民家庭，十几万的彩礼钱可能是好几年的收入，你说沉重不沉重?”罗睿说。

“我们家拿不出这么多钱，而且12万彩礼也太多了。”罗睿原本的计划是贷款买房，婚后用礼金买车。最后双方不欢而散，罗睿跟那个女孩分了手

罗睿的老家在长岭县流水镇爱国村，父母都是农民，年长他6岁的哥哥已经结婚，目前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供一个大学生还行，一般的农民家庭供不起两个。”罗睿介绍，哥哥当初学习成绩也很好，但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给弟弟“让路”，初中毕业读了技校。

2006年哥哥婚礼的细节，罗睿记不清了，但当时家里重建了瓦房，并且给女方家6万元彩礼这两件事，却留在了他的记忆当中。“会亲家那天，我爸从包里拿出好几摞钱，都给了我嫂子她爸。”这是罗睿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现金。

罗睿家共有两公顷多旱田，种的是玉米，在2006年的时候，年收入不到两万元，6万元就相当于罗家3到4年的纯收入。即便是近几年，去掉种子化肥等开销，罗家一年也只剩3万多元钱。

2011年，大学毕业的罗睿回到长岭县城，进入一家民企。不久后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个来自白城农村的女孩。女孩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虽然学历不高，但长相和谈吐都让罗睿觉得满意。双方相处了一段时间，很快进入谈婚论嫁阶段。

会亲家的场面，罗睿记忆犹新。女孩母亲提出彩礼12万元、罗家全款买楼，同时许诺会陪嫁一辆小轿车，彩礼在婚后都给小两口。长岭县城当时的房价约为每平方米2000元，一套房子需要十几万，再加上彩礼12万，也就是说罗家要支出近30万。

“我们家拿不出这么多钱，而且12万彩礼也太多了。”罗睿原本的计划是贷款买房，婚后用礼金买车。最后双方不欢而散，罗睿跟那个女孩分了手。

“嫁个大学生，男方买房，还给这么多彩礼，说出去多有面子。而且我还有个哥哥，现在多要点儿，以后分给我哥的就少点儿。”罗睿的分析是，女孩家无非是为了争面子和家产。

之后罗睿又相了几次亲，为了避免出现那次会亲家的场面，他在初次见面后，都会问对方要不要、要多少彩礼。“大多数都说‘肯定得要彩礼’，从七八万元到十几万元都有。”读过大学的罗睿很反感这种习俗，“男女平等，两情相悦，何必一定要追求这种形式?”去年春节刚过，罗睿认识了现在的未婚妻。同样大学毕业的女孩，在面对罗睿有关彩礼的问题时，回答让他很满意，“她说彩礼是中国传统仪式的一部分，还是得要的，但多少无所谓。”

“刚开始是觉得家里没那么多钱，而且也不希望父母去借钱。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反感，只要说要(彩礼)，那就不用再见了。现在又有了新的感觉，这毕竟是一种习俗，我也没有必要去挑战。”罗睿将这段心路历程总结为，“给不起”、“不想给”、“不得不给”。

采访的最后，罗睿透露了这样一组数字：他大学时所在班级的22个男生中，18人已婚，11位男生的结婚对象来自农村，10位给了彩礼，“最少的8万，最多的20万。”

刘全和介绍，正是因为儿子的条件不错，礼金女方才只要了10万元，“有的男孩条件不好，要20万的也有。”

今年4月，百度长春吧上有一位网友发帖：公主岭市范家屯镇的彩礼行情是现金20万元，还要有车、房、“三金”(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和彩貂。车要摩托、轿车、农用车齐全;“三金”得3万元以上;貂皮必须是彩色的，越艳越好;小两口婚后，男方父母必须搬出去住，必须签订财产协议，所有债务和新郎无关。这位网友在帖子的最后称：“做不到以上几点，在农村就娶不到媳妇!”

范家屯某村村民刘全和(音)说，这位网友所说的，并不算太夸张。

以上就是刘全和口述的儿子婚前账单，“结婚当天还有‘上车钱’18888元，‘改口费’9999元或10001元，还没算上接亲车队和办酒席的钱。”

总体算下来，儿子结婚，刘全和老两口的累计支出将超过50万元。即使是城市中的普通上班族，50万元也是笔相当大的开销。对于刘全和来说，更是极大的负担，甚至为此负债。“得还好几年，也就是这几年占地，亲戚朋友手里都有点儿钱，要不就得去‘抬钱’(借高利贷)。”

在其他村民的描述中，刘全和儿子的条件“相当不错”，身高将近1米8，不抽烟不喝酒，会汽车修理，最关键的是会干农活。“现在的年轻人，没几个会干地里的活，我儿子都会。”说起儿子，刘全和很自豪。

既然条件这么好，为何还要花费这么大的“代价”娶媳妇呢?“行情就是这样，我儿子对象要的还不算多。”“行情”是刘全和无法违背的，他也不愿为了钱让儿子娶不上媳妇。“女方要少了，别人会觉得是不是她家姑娘有啥毛病;我们要是给多了，别人就会觉得是不是我家儿子有问题。”刘全和介绍，正是因为儿子的条件不错，礼金女方才只要了10万元，“有的男孩条件不好，要20万的也有。”

跟刘全和同村的李姓村民，就“遭遇”了20万的彩礼。小李也是今年结婚，婚后小两口和父母同住。婚前支出中，李家省下了在镇里买楼的钱，但彩礼就要多给了。“会亲家的时候，那边说要20万。”老李说，儿子脾气倔，当场就说不结婚了，还是女孩“讲情”，女方父母才松了口，最终定在16万元。但也因此，女方提出了附加要求：婚前李家的外债跟小两口无关;婚后小两口要住东屋。农村的房屋多是坐北朝南，一般来说东侧房间比较大。

对于这些条件，老李接受了，但多少有些憋屈，“儿子结婚，我还能舍不得花钱啊?就是不要彩礼，这些钱也都得给他们俩。但是他们逼得紧，我就觉得不得劲儿。”

老李还有一个女儿，也已经有了男朋友。“彩礼我打算要20万。”老李想得很清楚，儿子结婚拿出去多少钱，他就朝女儿对象家要多少钱，只能多不能少。

彩礼是面子必须要

在刘女士看来，自家女儿的长相在村里“数一数二”，彩礼的多少，其实代表着女儿的身价。

为何彩礼的行情越来越高呢?新文化记者在范家屯镇的几个村庄采访时发现，一些女孩的父母会把彩礼的多少，当成自家女儿的身价，甚至当成炫耀的资本。在刘全和与老李所在的村子，去年就曾发生过一件事，因为男方给不上彩礼，母亲生生把女儿的婚事别黄。

据老李的讲述，那家的女儿在吉林市打工，认识了吉林市农村的一个男孩，在会亲家的时候，女方父母按照范家屯的行情提出要彩礼15万，男方说要按他们那边的行情，只能给6万8。最终因为彩礼的问题，一对恋人就此分手。

新文化记者找到了女孩的母亲刘女士，有了如下的对话：“彩礼这事你怎么看?”“那能咋看，别人要多钱，我们也要多钱呗。”“那你打算要多少彩礼?”“15万到20万吧，男孩条件好的话，少点儿也行，最少也得10万。”“那要是男方家困难，拿不出这些钱呢?”“我姑娘之前处了个对象，说按照他们那边的行情，就给6万多，我就没同意。”“就因为差钱?”“不是钱的事，凭啥人家彩礼都10多万，到我这就6万，我姑娘差啥啊?”“彩礼没谈妥，俩人就黄了?”“黄了，我姑娘也觉得那边给的太少了。其实这钱也落不到我手里，最后都给他们。彩礼就是个保障，你说万一结婚几个月就离了呢，我姑娘不就是人财两空了吗?”

“那要是你女儿真遇到特别喜欢的，而男方家里确实拿不出彩礼呢?”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反正吧，她要是真相中了，就要跟人家，我也不能硬别着。”

在刘女士看来，自家女儿的长相在村里“数一数二”，彩礼的多少，其实代表着女儿的身价。她的这种想法，在很多女孩的家庭普遍存在，或许说不出“身价”二字，但攀比心理普遍存在。

李霞和李艳欣是范家屯某饭店的服务员，都是当地人。午后，饭店里没有多少客人，她们两人就会来到门前的街路上，跟周围店铺的服务员聊天。据李霞介绍，关于回家结婚和要多少彩礼，是她们比较常聊的话题，能要到更多彩礼的女孩，总会让其他人羡慕和嫉妒。“有的服务员说收了15万，其实就收了10万。”在李霞看来，彩礼是面子，更是自己长相的标尺。

“咱们吉林省还不算彩礼多的呢，我听说甘肃、宁夏那边，彩礼都是好几十万。”李艳欣曾经在省外打工，结识了一些朋友，“他们听说咱们这边彩礼还不到20万，都想找吉林的女朋友呢。”

能够让李秀荷主动减少彩礼的男孩，需要具备以下条件：大学毕业，至少是大专毕业;身高1米8以上，长相周正……

那么女方在索要彩礼时，会根据哪些“指标”来确定金额呢?榆树市的闵家镇距离范家屯镇约200公里，当地的彩礼行情是除住房、“三金”外，现金15万元左右。“彩礼肯定不是瞎要的啊，肯定有说法。”闵家镇二十家子村村民李秀荷表示，自己就有一些具体的想法，根据男方的各项条件，对“基准彩礼金额”增加或减少。

李秀荷解释，像个人长相和有无不良习惯，其实是希望女儿能找到正经过日子的男人;学历和手艺则是希望女儿以后的日子能过得好一些;至于是不是独生子，则涉及以后遗产的分割。“彩礼是一定要收的，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风俗。而且彩礼的多少也体现着我女儿的身价，钱越多，说明我女儿越优秀。”李秀荷说，“而且你要来的彩礼钱越多，男方家就越重视，离婚的可能就越小，因为再娶一个又得花不少钱。”

对于母亲的想法，李秀荷的女儿有些不以为然，“彩礼是你想要多少钱，人家就给多少钱啊?到时候我找男朋友，你们要是不满意，我就跟他私奔!”

范家屯镇郜家村村支书孟凡平认为，男方和女方在彩礼上往往是一种博弈，总要找到某个平衡点，“女方家多要，是觉得说起来有面子;男方家想少给，其实是怕别人知道彩礼给多了，会以为自家儿子不好。”

今年30岁的孟凡平对于高额彩礼持否定态度，“现在这些年轻人有了钱，都不知道计划，彩礼、陪嫁和礼金，很快就花没了。你说有这钱，干点儿啥不好?”

在采访的过程中，新文化记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那就是在范家屯镇，外出求学的男青年大多对彩礼持否定态度，女青年则大多会要求彩礼。

而外出打工的，则不管男女都坚持着这一传统，不同的是女青年大多会遵循范家屯当地的行情，而男青年则会遵循女方家乡所在地的行情。

彩礼的变迁郜家村的孟老汉是村里知名的媒人，几十年来他深刻感受着彩礼行情的“飞涨”。

上世纪90年代，范家屯镇的彩礼行情是几千元。“我记得当时介绍成的一对儿，男方家买了电视、洗衣机和电风扇，礼金是4000块。”也有的只给现金，一般在一万元左右。

1995年前后，男方家除了要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四大件”外，现金至少要一万元。

2000年以后，除了家电、家具，现金至少两万元。多数时候，女方还会要求男方翻新或重建房子，后来，这一要求变成了“买楼”。

2010年3月，本报曾经在范家屯镇的宋家店、马家洼子和胜利等几个村庄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时的彩礼包括“三金”、摩托车、家电和房子，所有财物相加至少5万元，甚至有的还会要求小轿车。

刘全和给新文化记者算了一笔账，5年以前，村里大多数家庭的年收入也就1万多元。那时结婚，男方需要拿出的彩礼礼金和实物就要5万元，基本相当于5年的收入。

刘全和的记忆跟本报2010年的问卷调查数据相吻合，当时接受调查的83户村民当中，有65户村民的家庭年收入不足万元，占比78.3%。

而在刘全和的印象当中，彩礼的现金部分涨到10万元，应该是在2013年年底到2014年年初，“到了今年，就没听说过彩礼低于10万的。”

彩礼是礼但不能过度

“彩礼首先是一种礼节。”曹保明表示，“这种礼节并非由制度约束，而是一种民间习俗。”

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及当代农村社会中，彩礼曾经很普遍。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彩礼和与彩礼相关的订婚和婚约都受到了批判，但在民间始终顽强存在。

曹保明介绍，在古代的订婚仪式上，男方家庭会以订婚男子的名义送给女方一份由物品和金钱两部分构成的“彩礼”，其中钱为财(聘金)，物为礼(聘礼)。女方收受彩礼后，也会送男方一些物品，称作“回礼”。彩礼中的物一般都是价高但实用的物品，回礼一般为女性亲手制作的物品。

曹保明认为，现在的彩礼被赋予了太多的物质含义，甚至成为沉重的负担，这就失去了本意，“彩礼作为礼节和民俗，应当予以保留，但千万不能过度。”

会让富裕农民致贫

作为省政协委员，施立学在去年的省两会上，提交了一份针对彩礼和随礼的提案。

施立学认为，高额彩礼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农村适龄女孩减少;第二是攀比心重，把彩礼钱当成女孩的身价;第三是农村生活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

“但我们要看到高额彩礼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施立学表示，“高额彩礼会让已经富裕的农民致贫，那些因为彩礼产生的纠纷还扰乱了农村的秩序，另外高额彩礼的攀比会让社会风气变坏。”

彩礼成了“婚姻保障金”

付诚认为，彩礼存在的原因要从经济学和社会学两个方面来分析。

付诚认为，因为古代女性的从属地位，父亲在女儿出嫁时要收取一定的钱物，用以偿还父母对女儿的养育费用，“女方把一定的财物当作结婚条件之一，这也是古代彩礼存在的一个原因。”

付诚认为，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彩礼逐年增加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男多女少”的社会结构，使得适龄男性不易找到结婚对象，而适龄女性则有着更多的选择;第二是很多地区的乡土社会逐渐转变为工业社会，人口流动量大，解除婚约的情况越来越多，女性普遍要求男方提供信用担保，也就是说把彩礼当成了“婚姻保障金”。

今日，流行摇滚女歌手崔兰花推出2020全新EP《待我长发及腰娶我可好》，崔兰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为歌曲增色不少，更增添了些许温柔风情。EP中的《我还是不够坚强》、《待我长发及腰娶我可好》、《橡树》从不同面向展显出崔兰花侠骨柔情的一面，在坚韧有力的同时，感性十足。

崔兰花EP《待我长发及腰娶我可好》极具侠骨柔情，纵然心有侠骨，仍魂俏面娇，摇滚女声的万般柔情，摇滚与古风在崔兰花的声线中完美融合仿佛坠入恋恋江湖之中。而在《我还是不够坚强》中，则转而硬核坚韧起来，“谁不是背负沧桑，谁不被时间遗忘，谁不是曾经闪亮，坠落过，才知道方向”，铿锵有力是她的标志，永不言弃是她的风骨，在崔兰花的音乐中，即使身处混沌，依旧绝处逢生。最后如《橡树》一般坚韧刚烈，愿守护一人，直至站成永恒。站成乔木陪你同抵漫天风雨，默默的守护一个人，仅凭一腔热血，为心爱的人站成一方绿荫。

坚实的摇滚唱腔，侠骨柔情般的歌词，相信在崔兰花的这张EP中，你能感受到流行摇滚乐带给你的冲击和感动，敬请聆听吧！

本报记者吴茗

故事背景

铃……伴随着一阵电话声响起，记者接到求助电话。“吴记者你好，我是朝阳区红旗街道延安社区的党委书记唐雯。我们社区有个12岁的孩子至今没有学上，我们社区想请吉林日报关注一下，呼吁社会的力量圆孩子一个"求学梦"！”

接到电话后，记者第一时间赶往延安社区，走进了这个故事……

镜头一

魏千骑和他的小伙伴们

这个暑假，在红旗街东二胡同，12岁的魏千骑、9岁的刘佳朕和12岁的马瑞三个小男孩儿终日里结伴玩耍。

警察抓小偷、123不许动、捉迷藏……同年龄段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起来特别开心。很快，三个小伙伴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平日里，也会聊些知心话。

一晃儿，暑假快结束了，小伙伴们准备好新学期的文具和书本，背着书包要上学了。而此时的魏千骑却有了烦心事。

这么点的小娃会有啥烦恼？

原来，魏千骑虽然已经12岁了，却一直辍学在家。

魏千骑告诉记者：小伙伴们都上学了，我没有学上，只能一个人在家，心里既羡慕，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儿。

刘佳朕告诉记者，他在富锦路小学上学，开学3年级。而与魏千骑同为12岁的马瑞，在红旗小学上学，这学期开学就读五年级了。

说起上学读书的话题，刘佳朕和马瑞很兴奋，刘佳朕说，小孩子哪有不读书的；马瑞说，小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有文化……小伙伴们说个不停，一旁的魏千骑却怯怯地，一言不发。

看着小伙伴们背着书包上学去的背影，魏千骑暗自伤心，此时，魏千骑小小的世界里，有一个大大的愿望，那就是“上学”！

镜头二

千骑和妈妈的故事

魏千骑的妈妈王晓梅今年51岁，在附近的饭店做摘菜工。由于生活的坎坷和奔波，王晓梅看起来比同龄人要羸弱苍老。

聊起魏千骑为何辍学，王晓梅眼里含着泪，讲起了她与儿子的故事。

王晓梅家住在公主岭市响水镇。多年前她离异后，与魏千骑的爸爸相识成家，后来有了儿子魏千骑，但这段婚姻并没有使王晓梅的人生变得幸福。她与魏千骑的爸爸离婚后，只身一人来到了长春市讨生活。

王晓梅离开后，魏千骑被爸爸托寄在范家屯镇一家小卖铺里，小千骑告诉记者，小卖铺里也有老师教些知识，但并不是正规的上学，所以他只读到了三年级便失学了。

12岁的孩子在陌生的环境里独自生活，没人管、没人爱，无助、孤独填满了幼小心灵，最后，小千骑选择了逃离。在一个晚上，魏千骑自己找到了姥姥家。看见姥姥的那一刻，心里所有的失落得到了释放，小千骑哭着扑到姥姥怀里，“姥姥，爸爸不要我了！”……

姥姥联系了王晓梅，就这样，小千骑来到了长春，开始了和妈妈在异地他乡相依为命的生活。

“我现在在饭店打工，一个月能开2200元钱，因为我患脑梗，平时吃药就是一笔开销，孩子再闹点感冒、拉肚子等小毛病，很多时候2200元钱根本不够支配。即便这样，每个月我都攒点钱，万一有点啥急事用用。每天早餐都是方便面，有时还吃不上。孩子实在吃不下去的时候，我就给他买点儿米饭、包子什么的……”

镜头三

偶遇好心人

刘佳朕是魏千骑在长春市结识的第一个好朋友。魏千骑告诉记者，刚到长春市时，他和妈妈租住在宽平大路附近，后来又租住在红旗街百脑汇附近，认识刘佳朕后，两个小伙伴经常在一处玩耍，有一次魏千骑来到刘佳朕的家里，刘佳朕的爸爸刘刚认识了魏千骑。

刘刚在延安社区东二胡同开了一家“环保洗衣店”，还租了一间房，分隔成几个“插间”出租。

刘刚告诉记者，儿子和魏千骑很要好，所以魏千骑经常来家里玩。在一次和千骑的聊天中，他知道了魏千骑和妈妈的情况。

“魏千骑的妈妈早上8点多出门上班，晚上9点来钟下班，中午也回不来。所以魏千骑一日三餐经常得不到保证。据小千骑讲，他有时不吃早饭和中午饭，等到晚上妈妈下班回家后，才能对付一口晚饭。而他所谓的晚饭，也不过是一个馒头、几个包子而已。”刘刚说。

了解到这对可怜母子的近况后，刘刚心里不得劲儿了，他决定帮帮他们。于是，刘刚将本该向外出租的一个“插间”免费提供给魏千骑和王晓梅，而且还主动承担起魏千骑的吃饭问题。

说起对母子俩的帮助，朴实的刘刚还有些不好意思，“我就是帮把手，一个月500元钱的租金，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算啥，但对于这对母子来讲，应该也能解决不少问题。至于孩子吃饭，也就是多一副筷子，虽然不是天天大鱼大肉，但至少能让孩子吃口热乎的饭菜。12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哪禁得起这样对付呀！”

聊天之际，记者与魏千骑、王晓梅，还有刘刚、社区书记唐雯一行人来到了东二胡同291号楼，三单元三楼，魏千骑与王晓梅的“家”。

“到家了！”王晓梅热情地推开门，记者看到，在这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子里，除了一张大床外没有任何家具，更没有任何电器，家里带电的物件似乎只有一个小型的电风扇。床与墙之间的过道只能容下一人走动。虽然条件简朴，但王晓梅对这个家极为满意与感恩。她告诉记者，“房子是刘刚的，我们娘俩在这既不用交租金，还不怕房主涨价或者租给别人。而且这间插间有一大面窗户，阳光透进来，热乎乎地，心情也敞亮！”

“刘刚一家一直帮着我们娘俩，帮我照应着孩子，我和千骑真是遇到好人了！”王晓梅对刘刚一家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镜头四

圆孩子的上学梦

看着别的孩子都去上学，魏千骑心里着急。一天晚上，等妈妈下班回来，他对妈妈说出了想上学的愿望。

“我大字不识一个，初到长春也不认识谁，孩子上学这么大的事，我想都不敢想！”王晓梅说。

但想起孩子期盼的眼神儿，看到别的孩子上学的身影，王晓梅的心里十分难受。“我上班走在路上的时候，看着街上的行人匆匆走过，心里想着生活的无奈与无助，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儿。太难啦！我真是没招呀！”

“在长春暂住人口、外来人口的孩子上学，是有普惠政策的！只要孩子有暂住证，就能上学！”这个好消息是刘刚告诉王晓梅的。听到这个好消息，王晓梅简直乐开了花，用她的话说：当时就觉得心里一下畅快了，好像千骑背着书包去上学的那一幕就在眼前一样！

刘刚告诉记者，自从听了小千骑想要上学的愿望后，他就一直琢磨这事。“半个月前我领着魏千骑去了公安局，登记了暂住证，但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暂住证要180天才能下来，孩子上学又得耽误大半年！”

刘刚寻思着，上学这么大的事，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办的，这事还得求助社区。于是，刘刚找到了辖区的延安社区书记唐雯。

唐书记告诉记者，从刘刚那了解到魏千骑与王晓梅的情况后，她们又找到这母子俩，通过他们的口述、离婚证、户口，以及相关信息的调查，确认情况属实后，她随即又找到了辖区红旗街派出所。

“圆孩子的上学梦，没问题，特事特办！”红旗街派出所王殿利所长听到魏千骑的经历后，跟唐雯书记说，为了不耽误孩子上学，只要与辖区学校协调好，对方同意接收后，派出所随时提供证明，让孩子马上走进课堂！

“孩子的求学愿望是其一，对于我们社区来说，这其中还有一个社会稳定问题。他总不上学天天在外面跑，如果被拐跑了，这是一个家庭的痛苦。如果他在社会上认识了闲杂人等，跟着学坏了，变成了小混混，尤其12岁的孩子，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是非观都还没有形成，很容易走向歧途，有点儿啥事儿，这个孩子的一生也就毁了……”唐雯书记表示，作为社区书记，她有义务承担起让孩子上学这个责任。

唐雯书记告诉记者，等学校开学了，她就去找辖区的红旗小学或富锦路小学的相关人员协商，争取让孩子早点步入学校！

镜头五

一石激起千层浪

8月16日和17日，吉林日报彩练新闻、“吉报调查”今日头条号发布了题目为《“妈妈，我也想上学！”》的报道，迅速引起了广大读者与粉丝的强烈关注。大家看到魏千骑的故事后，纷纷表达期盼魏千骑能够尽快上学的愿望，圆孩子心中的“求学梦”。

魏千骑的报道发布后，引起了长春市朝阳区委、区政府、朝阳区教育局和红旗街道党工委的高度关注。朝阳区教育局在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后，第一时间派专人特事特办，开辟了就读辖区学校的绿色通道，同时就辖区内可供选择的两所学校征求王晓梅的意见，考虑到她工作地址及居住位置等因素，就近择优，安排在富锦校区就读。

在联系好就读学校之后，延安社区书记唐雯发动社区工作人员和辖区驻街单位开展了爱心助学捐赠活动，并用捐赠所得为魏千骑购买了书包、书本、文具，以及衣物等。

8月26日，唐雯再一次来到红旗街派出所，向所长王殿利介绍了进展情况。为了让魏千骑能够在新学期开学走进课堂，在没办下来暂住证的情况下提前上学，王殿利所长立即为魏千骑开了《暂住人口详细信息》的有关证明，以便学校接收。

暑气消散，秋高气爽。8月27日，是朝阳区解放教育集团富锦校区开学第一天，上午7时30分，魏千骑和妈妈还有好心人刘刚，以及延安社区书记唐雯和相关工作人员等一行人走进了校园，等候在学校门口的是富锦校区校长李枫。

由于魏千骑读到3年级后辍学，李枫校长找来三年级、四年级的老师对魏千骑进行了测试。最后根据魏千骑知识掌握情况，暂定在该校2年级跟读，随后根据学习状况适时调整年级班级。

李枫校长表示：朝阳区解放教育集团富锦校区的办学理念是“全人教育”，宗旨是让学生各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对于魏千骑到我们学校来就读，我们欣然接受。魏千骑应该享受到正常的、平等的教育。”

8月28日一早，魏千骑和小伙伴们一起背着书包上学了，在社会的多方努力下，魏千骑的“求学梦”终于实现了，魏千骑和妈妈王晓梅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本版图片本报记者吴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