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迎来9月，日本的新冠疫情不仅没能如愿得到抑制，反而由于变异病毒的肆虐仍在不断扩散中，每天的感染人数都在2万人左右，截至9月3日累计感染人数已超过153万人！

好在日本政府表示新冠感染者的医疗费用会由政府全额负担，此外日本的保险制度也非常人性化，如果因工作、业务原因感染了新冠肺炎，只要缴纳了劳灾保险就可以获得“工伤赔偿”！

首先是治疗费的不同，在工伤的情况下个人负担为零，而健康保险和国民保险的情况下个人原则上还是要承担3成。这次新冠的医疗费是政府全额负担的，因此无论是工伤还是私人伤病，本人负担都是零，没有区别。

但工伤可以得到更多的赔偿，如果是由于私人伤病而无法工作，健康保险能获得约

的补偿，补偿期间最多1年半；如果是因工伤而无法工作，无论正式员工还是兼职都可以拿到约占

的休假补偿金（保险金60%+特别支付金20%），补偿期间也是无限期的，直到重新开始工作。

另外，如果留下了后遗症或是需要看护的情况下，按工伤处理的话可以得到残疾补偿和看护补偿，如果不幸死亡也可以领取遗属补偿金。而普通的健康保险是不存在残疾补偿给付、看护补偿给付和遗属补偿给付等制度的。

那么具体来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感染新冠病毒才有可能被作为工伤处理呢？

关于业务上的感染，厚生劳动省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以下工伤认定基准：

（1）医疗工作者等：除了明显是业务外感染的情况，其余情况原则上均属于工伤保险给付对象。

（2）医疗从业者等以外的劳动者被指定了感染途径：如果能明确是在业务中感染的情况下，将成为工伤保险给付的对象。

（3）医疗从业者以外的劳动者、除上述以外的人员：是否被认定为是工伤可以根据各个案件进行适当的判断。例如餐饮店、办公室、工厂等发生集群的情况下，均可以被认定为工伤。

在厚劳省公开的事例中，保育园发生集群导致保育员感染、在建设现场作业人员感染、公共汽车司机从事运行业务感染等事例也被承认为工伤。

因上下班通勤造成的感染也是劳灾保险支付的对象，但客观上来说，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是在通勤的过程中感染是非常困难的，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例。

劳动者要得到工伤补助，需要向当地的劳动基准监督署申请，因此是否适用工伤保险，都要看监督署实际上会怎样判断。

目前厚劳省认为，因接种新冠疫苗而造成健康损害，即使是在工作区域进行的接种，原则上也不属于工伤对象。不过，医疗从业者和老年设施从业者等如因接种疫苗产生健康损害，将被视为工伤获得赔偿。

因为这些人群的疫苗接种有助于达成医疗机构等的事业目的，作为劳动者执行业务所必要的行为，可以被认定为是业务行为造成了健康损害，因此属于工伤保险给付对象。

除了医护人员外，其他劳动者如果被企业强制要求进行接种，例如不打疫苗会被解雇、降职、减薪等，或是反复进行要求接种的面谈，违背劳动者个人意愿接种疫苗的情况下，造成的健康损害也属于工伤。

为了获得工伤补助的申请文件，需要向管辖事业所的劳动基准监督署提交文件，接受审查。为了顺利地得到工伤认定，申请文件中要尽可能具体说明感染新冠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业务和上下班造成的。

在厚劳省公开的工伤认定事例中，很多事例中“私生活中的行动等导致普通生活中感染的风险非常低”是工伤认定的要点之一，所以好好说明自己的日常生活也很重要。

如果没有得到监督署的工伤认定，暂时也不要放弃，日本有审查请求·再审查请求的制度，可以向审查官请求再次审查，实在难以通过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但到这一步就需要很长时间、金钱的投入，因此需要做好考虑。

从疫情在日本蔓延到现在，日本政府为国民提供了不少的支援和补助，将新冠感染纳入“工伤保险”也能够确保感染者在治疗期间的生活经费来源，的确是很人性化的一项措施了！

对于日本这次疫情的各项补贴政策，你还有何看法呢？欢迎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

【环球网报道记者王欢】2012年，日本大阪市一家“牛郎”俱乐部的“男性公关(牛郎)”(当时21岁)因喝酒过急导致急性酒精中毒而死亡，其父母以接客工作导致死亡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认定为工伤。据《日本经济新闻》5月30日报道，日本大阪地方法院5月29日对该案作出判决，审判长内藤裕之认为“喝酒是工作的一部分”，以此为由撤销了国家作出的不支付工伤赔偿金的决定。

据代理律师介绍，把需要喝酒的服务业中发生的急性酒精中毒认定为工伤，这样的司法判决属于首例。

审判长针对此次判決的理由表示，死者当时很难拒绝前辈强迫其喝酒的要求。审判长认为，喝酒的目的是提高销售额，急性酒精中毒“是牛郎工作潜在危险的现实体现”。

判决书等资料显示，死者为当时就读于一所通信制高中的田中裕也。2012年4月前后，田中开始在大阪市的牛郎店工作，8月1日早上，田中被前辈强行灌下烧酒和龙舌兰酒。其他员工发现其酩酊大醉并口吐泡沫。之后田中被送往医院，但因急性酒精中毒死亡。

【观察者网综合报道】

据日本共同社1月9日报道，9日获悉，旨在掌握工资和劳动时间动向的日本“每月劳动统计调查”从2004年起采用了不妥当的调查方法，部分必须进行全数调查的对象单位未予调查。该错误方法已持续10年以上，由于也存在以统计结果作为计算标准的雇用保险等过少发放的可能性，厚生劳动省正在对其影响及详细经过展开调查。

劳动统计由厚劳省每月通过都道府县实施调查，对象为员工人数5人以上的单位，根据规定员工达到500人以上则必须进行全数调查。

东京都内的全数调查对象单位约有1400家，但实际只调查了三分之一左右，为了得出与全数调查相近的结果，采用乘以某个系数等的统计上的处理方式加以伪装。据相关人士透露，以这种错误形式进行的调查始于2004年。

若被认为工资较高的大企业数量少于实际，统计的金额可能低于实际状况。

劳动统计是运用于月度经济报告等政府经济分析、雇用保险、工伤保险的计算标准等广泛领域的国家“基础统计”。雇用保险的失业发放上限额根据劳动统计的平均工资额决定。

因工作得病或受伤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况下支付的停工补偿也需要依照平均工资额变动进行调整。若以正确方法调查得出的平均工资额变得更高，则意味着此类保险存在过少发放。

厚劳相根本匠去年12月20日接到了关于该问题的报告，但仍在翌日21日发布了10月的统计终值，并未对外公开调查方法不妥当的问题。

为了减少自杀率，日本出动无人机催员工下班，谁加班谁扣钱

【环球网报道实习记者杨子晴】日本老牌点心及巧克力制造商“Goncharoff”一名员工，因长时间加班并遭受上司的言语攻击，罹患抑郁症，最终于2016年6月跳轨自杀。日本兵库县西宫劳动基准监督署近日将该员工的死亡认定为工伤。

据日本时事通信社7月5日报道，该员工家属当天召开记者会通报了相关情况。工伤受害人前田飒人2014年4月开始在“Goncharoff”工厂工作，负责制作巧克力。他曾多次因工作问题遭受上司的辱骂，并在2015年9月至12月期间月均累计加班80至100小时左右。2015年12月，前田飒人确诊抑郁症，最终在神户市某车站跳轨自杀，年仅20岁。

“Goncharoff”公司称对该员工的自杀表示遗憾，员工个人的想法与公司理念存在差异。

作者：杨子晴

今天，BBC的一条新闻在微博上引起了关注：

在大家脑海里，中国人去日本打黑工仿佛是上世纪才有的情况。

当然数量和规模和以前相比是在逐渐减少，而且打黑工的不多，主要是正规途径去日本打工的。

这些人在明面上来说，都是在日本的“研修生”，持研修生签证。日本政府说，

但实际上，“研修生”的身份和学习毫无关系，只是纯粹的劳工而已。大家都知道日本这几年老龄化严重，急缺劳动力。

当然，这种研修生身份是无法移民的。

流程通常是这样的：中国人通过中国的劳务中介公司找到愿意接受他们的日本公司。然后在国内进行基本的日语训练。到达日本企业后，就按照合同进行工作。

由于“研修生”的身份，这些劳工在日本没有换工作的权力，和最初对接的公司完全绑定。

那些享誉全球的“日本制造”的商品，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在BBC的纪录片中，记者采访到了一些在日的中国劳工，分享了他们的故事：

一个中国阿姨告诉记者，她来日本打工的目的是帮自己儿子赚结婚的钱。

阿姨在日记本里面记录了自己每天的工作日程。可以看到每天16小时的工作时间里面，

但阿姨当时都不敢和老板说

，因为害怕自己会被遣返。

在收入方面，阿姨说公司发的工资完全和合同说的不一样。

如果阿姨不能收到这笔钱，她三年在日本的煎熬就相当于白白受苦了。

一个中国小哥在日本的盒子厂

工作，他说他来日本是想要学好日语，顺便赚一些外快。

但在公司里面的工作，却又是另一回事了。

小哥在工作的时候手不小心被机器卷了进去…

但公司表示，

事发的时候公司还试图逼迫他签一个协议，但被小哥拒绝了。目前小哥依然滞留在日本和那家公司打官司。

还有一个研修生小姐姐告诉记者，

，有一次小姐姐实在受不了，咕哝了一句。

结果自己的上司勃然大怒，

小姐姐说

在那之后，她住了3个月的院。

新闻在微博上被大量转发以后，不少人评论说：

说他们是自愿的

也有人指出日本的工资比中国会高一些，所以忍受这些待遇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里报姐想要给出一点不一样的看法。

首先，这些中国人去日本打工，走的是完全合法的途径，

他们签证到期以后是必须回国的。

大家都是在辛辛苦苦工作和生活，当然有权力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日本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874日元，如果假设一天工作8小时，每月工作22天，

这么一看，的确比国内同类型的工作要好很多。但现实是，招募“研修生”的日本公司，很少会把外国工人和日本工人一视同仁。

考虑到日本高昂的生活成本，这个收入实际上和在国内打工没有区别了。再考虑到在日本人生地不熟，还需要负担机票费用…

很多劳务中介在招募劳工的时候把日本的工作吹得天花乱坠，

结果研修生们一到日本，不但工资减半，

甚至福岛核电站泄露以后，没有日本工人愿意进入核电站打扫核废料。

据日本劳务省的调查，雇佣外国劳工的日本企业里面，超过70%有侵犯劳工权益的行为。但日本政府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压榨这些外国的劳工了。

或许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2009年曾经有一部电影，叫做《新宿事件》，讲的就是90年代中国人偷渡去日本打工的故事。

日本过去30多年薪资一直没有很大变化，但中国30年前的薪资却比现在要低得多。所以可以想象，90年代有很多人选择了去日本打黑工这条路。

成龙饰演的东北人铁头刚到日本的时候备受欺凌，连在澡堂洗澡都不敢说中文。

那时人们看日本，想到的是打黑工、偷渡。

现在我们再说到日本，可能只会想到旅游和购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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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讯）据日本共同社消息，日本厚生劳动省6月23日公布数据称，日本2020年度因工作原因罹患抑郁症等精神障碍、被认定为工伤的有608起，比上年度增加99起。自1983年度开始统计以来，连续两年创新高。其中，自去年刚列入认定标准的“职权骚扰”，共为99起，成为工伤原因中最多的一项。

职权骚扰导致工伤近年来已成为日本社会问题，新设职权骚扰项目后，恶劣职场环境蔓延的实际情况再次凸显出来。

今年3月，新华网就曾报道称，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反职场欺凌部门一名主管长期欺凌一名下属，包括言语辱骂，致后者患上心理疾病。受害者约从2017年4月开始持续遭到那名主管欺压，遭到当众辱骂、排挤、挑衅等，还曾每月被迫加班超过130小时。这名主管领导的部门名为“职权骚扰顾问”。

而根据厚劳省数据，仅次于职权骚扰的原因为“经历、目击悲惨事故和灾害”有83起；另外，“来自同事等的暴力、欺凌及恶意行为”有71起。

另一方面，“过劳死”的认定数量均创新低，厚劳省负责人称，导致数量低的原因，可能是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以及疫情下人们工作方式的改变。

根据数据，因超负荷劳动导致的心脑疾病的工伤申请有784起，为过去5年间最少。其中有194起被认定工伤，死亡（过劳死）67人。自2002年日本将“病发前2-6个月平均每月加班80个小时等”写入过劳死认定标准以来，相关申请和认定数量均创新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