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媛

近日，黑龙江大庆市自然资源局女员工柴媛在家办公时遇害身亡。家属认为柴媛被害时正在工作，应属工伤。大庆人社局先是认为其不符合工伤申请条件，不予认定。后来在家属多方争取下，对方表示需要经过调查，有一个受理时间。

据报道，案发时间为6月，当时大庆疫情防控形势比较严，政策呼吁，“除非特殊情况下到单位，其他时间在家弹性办公”。6月18日对柴媛来说，本是一个普通的在家办公日，不料天降横祸——歹徒从外入室，用数据线将其勒颈致身亡。

歹徒在逃亡期间已坠楼身亡。目前，为柴媛申请工伤，是家属最大的牵挂。柴媛姐姐称，妹妹遇害时，电脑是开启状态，当天与同事的聊天记录，能证明她在家办公并向单位传文件。也有同事证明柴媛当天和他有过工作上的来往，并向他电话咨询业务问题。单位同意协助办理工伤申报手续。

从单位同事证言来看，柴媛在家办公的事实是明晰的。但是，大庆市人社局一开始拒绝了家属的工伤申请，理由是柴媛是“在家办公遇害”。

工伤认定需要具备三要素：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在家办公算不算工作地点？这是毋庸置疑的。近年来，司法和行政机关对工伤三要素（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的认定标准越来越宽松，一些在家加班猝死的案例，也成功申请到了工伤赔偿。考虑到疫情的特殊性，更不能机械地认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疫情期间，在家办公是政策要求，是单位的统一规定，是员工不得不遵从的选择，“家”理应视为法律意义上的“工作场所”。当然，在家不比在单位，企业无法对员工的实际工作状态进行有效监督，很难认定员工发生伤亡时是不是在工作状态，这就要求员工承担较高的举证责任，保留好工作记录等。而人社部门也应对此进行充分的调查论证，而不是按照条文的表面意思予以一刀切地否定。

而对于柴媛是不是“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确实存在争议。工伤条例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可以认定为工伤。这一条款要求，伤亡原因同履行工作职责之间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比如厂区着火，车间房屋倒塌，或者履行职责时被人暴力殴打等。柴媛被人勒死身亡，跟工作无关，也就不适用这一条款。

但也有观点认为，柴媛之死，虽然与其工作内容没有明显的关系，但也是在工作期间遭受的意外伤害，既然职工上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非本人原因导致），都可以认定为工伤，那么被人谋杀，为何不能同样视为非人为故意导致的意外事故，给予工伤赔偿呢？

由于法律规定的不明晰，地方人社部门在认定时确实会为难。这也是疫情衍生出来的众多问题之一。随着司法实践的日益宽松，若员工保留充足的证据，单位协助证明，工伤三要素中——在家办公“工作地点”的认定，或许不会有太大的异议。关键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原因”的界定。除了被人杀害这样的极端情况外，在家办公期间还可能出现其他类型的事故，比如取文件时滑倒摔伤或者突发其他疾病等，这些该如何认定与工作之间的关系，算不算工伤赔付的范围呢？

疫情之下，在家办公可能会成为一种常见的工作样态，现行的工伤认定体系不足以应对新形势的要求，这就需要政策上出台相应的规定和明确的解释，为工伤认定提供合理可行的规则。

虽然工作的形式变了，但保护劳动者利益的价值倾向不能变。除了司法上要与时俱进外，工伤的合理认定，还有待于地方人社部门的个案判断。在法律规定暂不确定、尚不明晰之时，相关部门应该充分利用自由裁量的空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局限条文本身，而是能够结合一般生活经验、社会情理、具体情境，做出符合立法精神的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