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送外卖慢了点，送餐员刘师傅遭客户不断催促，在电话中发生争吵。本以为给客户解释一下就没事了，谁知，他竟被对方打骨折。幸亏入了工伤保险，下面小编就以案例来分析分析。

反映：送外卖被客户打骨折

40岁的刘先生是美团外卖咸阳人民西路专送站的兼职配送员。2月12日下午2时许，他接到一单从陕科大附近到玉泉路某小区的外卖，让自己遭到了无妄之灾。

刘师傅说，配送中客户不断催促，“他说等你送来肉夹馍还能吃不?”刘师傅说，“我尽快到，你能不能吃我就不知道了。”谁知话音刚落，客户就破口大骂，刘师傅忍不住回骂了，双方在电话中发生争执。“他说等我送过去要收拾我。”刘师傅说，他预感事情不妙，便立刻打电话向站长反映情况。站长让他向客户道歉解释，完成这单工作。刘师傅忐忑敲开客户家门，一30岁左右男子手拿棒球棍站在门口。“外卖放桌子上。”说完就骂骂咧咧地抡起手中的棒球棍朝他头部打，他急忙用左臂挡。“当时左臂疼得就抬不起来了。”刘师傅说。

录音：客户要求刘师傅自抽嘴巴

昨日，刘先生出示在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的诊断证明及X光片。诊断证明显现左臂尺骨骨折。X光片显示刘先生左臂上的骨头已经明显断成两截。

让刘师傅难以释怀的是，给客户道歉后，客户又要求他自己抽自己嘴巴子。

华商报记者在刘师傅提供的录音中听到，他敲门后刚说了句“师傅对不起”后便传来击打声。一男子厉声说，“你骂谁呢?”刘师傅痛苦地说，“我没骂你，我骂自己呢。”接着男子说：“你厉害很，送个饭你还敢骂我，自己在你嘴上扇。你得是弄不清我是弄啥的……”刘师傅称，他当时十分害怕对方再打自己，便忍着屈辱扇了自己4个耳光。

最终，刘先生表示不报警，该客户才让他离开。而事后，刘先生还是选择报警，公安秦都分局吴家堡派出所民警将两人带到派出所调解，对方给刘师傅200元钱让去检查。刘师傅检查完才发现胳膊骨折了。

昨日，记者通过刘师傅提供的电话联系打人者，对方仅表示是因为刘师傅骂人他才打了刘师傅，随后便挂断电话。

延迟15分钟后才算迟到

刘师傅配送外卖是否迟到呢?昨日，在美团专送人民西路站，大厅电脑显示该外卖单的期望送达时间为下午2时51分，最终骑手送达时间为2时59分。

美团专送人民西站站长王明称，催单中产生争执的情况在所难免，但一般向客户解释后都能得到谅解，如此恶劣的行为他也是第一次遇到。他解释，按规定，期望时间后15分钟内送达都不算迟到。另外，他表示，美团外卖一定会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配合警方调查，后续将做好安抚工作。

随后，记者从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吴家堡派出所了解到，目前他们已重新受理此事，目前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

律师：送外卖受伤应属于工伤

外卖骑手在工作中受到伤害，属于工伤。他受伤是由用人单位之外的第三者造成，与对方用棒球棍殴打存在因果关系，依法应当由打人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赔偿范围应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及由此产生的其他费用，第三者赔偿不足的部分由用人单位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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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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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豪杰原本打算在23岁这年辞职后与朋友合伙开一家便利店。

中专毕业的他，热爱生活，勤恳工作，之前一直在江苏无锡送快递和外卖，3年下来攒了七八万元，他希望把爸妈从老家接来帮忙。但现在，计划只能泡汤了。

一年前，2017年8月4日，杨豪杰在骑车上班途中发生车祸，交警认定双方负事故的同等责任。

那场事故造成他股骨头骨折，“左腿几乎断了，膝盖也碎了”。杨豪杰对澎湃新闻（）说，爸妈担心他，于是从河南老家赶来照顾住院的他，一年多的治疗，花去了他将近5万元。但公司拒绝为其申报工伤，理由是车祸那天，他已不是公司员工。

苏州大黄蜂配送有限公司是美团外卖在无锡的配送加盟商。该公司一位负责运营的刘姓经理日前拒绝了澎湃新闻的采访请求，不过据这位刘姓经理之前对媒体的说法，车祸当天，杨豪杰便不是公司员工了，“他只做到了8月3日”。

杨豪杰向澎湃新闻解释，他在7月9日曾提出过离职，但被要求须做到8月9日，满一个月方可离职。

2017年8月3日，车祸前一天，杨豪杰还在为美团送外卖。本文图均为杨豪杰供图

杨提供的一张美团外卖配送单显示，就在车祸前一天，杨豪杰依然在为美团送餐。

“我什么都没有，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没有工资银行流水。”杨豪杰今年7月找到无锡滨湖区劳动人事仲裁院申请仲裁，但无奈被驳回。

“站长”为杨豪杰清点工资时称，509单，一单7块，减个电瓶70，保险60。

杨豪杰说，他是有合同的，只是去年5月入职后，“合同被公司收掉了”，平日他们是用支付宝发放工资的。公司每个月还会从工资里扣去60元，说是缴纳的人身意外险。“外卖配送记录，支付宝流水，这些都可以证明我是美团专送员。”

他向记者提供了一份聊天记录，被他称为“站长”的人为杨清点工资时表示，“509单，一单7块，剪（减）个电瓶70，保险60”。

2018年6月起，杨豪杰向美团外卖官微反映此事，回复均是“正在反馈”，或者“已安排工作人员核实跟进”。

在遭到苏州大黄蜂“冷处理”的这段日子里，杨豪杰多次向“美团外卖”官方微博反映此事，不过，从6月到9月，美团外卖的回复大多相同，“正在反馈”、“已安排工作人员核实跟进”。

“他们就是想拖，拖过1年的工伤认定时效。”杨豪杰认为，经咨询律师，今年7月，赶在1年的工伤认定时效内，从老家赶来无锡，将苏州大黄蜂配送公司告上法庭，要求无锡市滨湖区法院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不过，意外发现该公司撤走了它们在无锡的站点。

苏州大黄蜂配送公司随后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称，其公司住所地在苏州市高新区，经营范围不在无锡，无锡滨湖区并非其用工地，杨豪杰也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任何关联。

今年8月，法院裁定驳回苏州大黄蜂管辖权异议，认为“有初步证据证明与大黄蜂公司之间存有联系”。

美团公司一位公关人员25日晚向澎湃新闻答复称，苏州大黄蜂向美团隐瞒了此事，目前美团已经让苏州大黄蜂联系对方，尽快处理此事。

26日下午，杨豪杰告诉记者，刘姓经理联系他了，要求3万元私了，但他没答应，因为他光是医药费就花了5万，而且对方不允许做工伤鉴定。

不过，这位刘姓经理27日向记者否认上述“要求私了，不允许工伤鉴定”的说法，“我们只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目前在请求法院进行调解”。

作者：澎湃新闻陈卓

外卖骑手与配送公司是否构成劳动关系的认定

男子与配送公司签订劳务承揽协议，为其提供餐饮配送工作。后骑手在送餐途中摔倒，随后向法院起诉公司，要求确认存在劳动关系。

骑手在送餐途中受伤或死亡，一旦被认定为劳动关系，那么可能后续会继续认定工伤，主张自己的工伤赔偿。但在现实生活中，骑手一般都是通过外卖APP注册为外卖员，也即是骑手与配送公司之间一般不会签订任何劳动协议、劳动合同。另外虽然骑手的工资每月由配送公司支付，但支付的金额却是由骑手的劳务决定，送的单多，报酬就多，这也符合劳务关系的特征。

除此之外，双方也未形成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也没有购买社保，不具备劳动关系的特征。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别体现在主体、双方之间关系、待遇、适用法律规范等方面。劳动关系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且双方之间一定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适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规定，劳务关系则是一种提供劳务的行为，不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

本案法院之所以将双方关系认定成了劳动关系：

美团外卖在经营中，对外卖配送骑手有着装要求，顾客对外卖配送骑手有评价机制；故法院最终认定外卖公司对作为外卖配送骑手进行劳动管理，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其在送餐期间受伤应在劳动法保护范围，认定为工伤。

2月1日，南都民调中心发布《解困外卖骑手：出餐慢是配送超时主因，延长配送时限受支持》一文，指出外卖平台对配送超时责任未厘清、骑手工伤保险缺失等问题。针对外卖骑手行业面临的种种问题，南都民调中心继续发起外卖骑手行业现状调查，试图进一步了解外卖骑手的生存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外卖骑手以90后男性为主，其中超六成从业时间不足一年，近八成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超七成受访骑手表示有购买商业意外险，但不少人对具体内容不甚了解，同时工伤险普及率也偏低。七成半受访者自称在乎交通安全，但近八成违反过交规，受访骑手反映平台严苛的扣罚制度倒逼骑手以身犯险。

南都民调中心于2021年1月22日-26日以网络调查与街头拦截访问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本次问卷调查，一共从广东、山东、广西、江苏等22个省份回收到130份外卖骑手有效问卷，并在广州采访了12名外卖骑手,覆盖美团、饿了么、顺丰同城等配送平台。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受访骑手中男性占90%，女性仅占10%；从年龄段来看，90后占大多数，达62.31%，80后占26.15%，70后占8.46%，60后和00后各占1.54%；从学历水平来看，21.54%的受访骑手自称仅有初中学历，43.85%有高中/中专学历，27.69%有大专学历，本科或以上水平的有6.92%。进一步将受访者细分为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数据显示众包骑手中女性比例相对较高，具有大专或以上学历的比例也更高。

（数据说明：由于本次调查中各项百分比数据均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两位，部分数据表格各项总和可能与100%有0.03%以内的偏差。下同）

虽然外卖骑手以年轻人为主，但其中不少人已经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调查中，36.92%的受访骑手已经成家立室，育有一孩的占比18.46%，育有二孩或以上的占比12.31%，已婚未育的占比6.15%。

调查还发现，不少外卖骑手是“城市新人”。44.62%的受访骑手在工作城市生活时间不到3年，10.77%居住时间在3到5年之间，只有19.23%在工作城市生活了5年以上，以及25.38%是本地人。

此外，本次调查还问及骑手们入行前的经历。26.14%的受访专送骑手表示自己成为骑手前是餐饮从业人员，和外卖配送有一些职业上的联系；另外有25%表示自己以前是公司职员，11.36%以前是工人，分别有10.23%曾是个体户和快递员。众包骑手方面，调查中只有28.57%表示自己是全职从事外卖骑手，71.41%表示另有正职，其中以个体户、公司职员、快递员占较多数。

阿广是本次实地调查中唯一持有硕士学历的受访者。他目前在某外卖平台做众包骑手。他表示，自己在某事业单位还有一份正式工作，选择这份兼职主要是觉得这份工作赚钱快，且入行门槛也较低，并笑称送外卖反而比自己的正职更轻松。根据阿广向研究员展示的骑手结算页面来看，他每天在平台的在线时长接近12小时，配送30单左右，日均收入约200元。

本次调查中，超六成受访者表示从事骑手工作的时间不满一年，17.69%受访骑手工作时间在一到两年之间，20.77%从事骑手工作超过两年。

值得注意的是，从受访骑手的年龄段来看，90后受访骑手中有72.84%表示从事外卖骑手不满一年；70后、80后受访骑手均有超50%的受访骑手从业时间达到一年以上。由此看来，近一年有不少90后加入了骑手大军，可能是疫情期间的就业压力所致。

问及从事骑手这份工作的原因时，69.23%的受访者看中该工作时间自由，占比最高；53.85%认为骑手就业门槛低/工作简单；40%表示为了高收入而入行；也有25.38%觉得骑手工作轻松，23.08%表示享受骑行/在城市中穿梭的体验。

虽然近七成受访骑手表示因工作时间自由而入行，但问及具体的工作强度时，只有21.54%的受访骑手表示每天工作时长在8小时以内，60%表示每天工作8-12小时，甚至有18.46%表示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能为骑手带来多少收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45.38%的受访骑手每月收入在5000-7000元之间，28.46%月收入3000-5000元之间，18.46%表示月收入7000元以上。调查还显示，有25.38%的受访骑手表示曾遭遇过拖欠工资的情况。其中，受访众包骑手遭遇欠薪的比例达38.10%，显著高于专送骑手。

广东省人社厅等多部门此前共同印发《关于单位从业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等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试行）》，提出提供网约车、外卖或者快递等劳务的人员，其所在平台企业可自愿为未建立劳动关系的从业人员单项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其参保人员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不过，可能是由于该办法新近出台、宣传尚未到位等原因，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受访的广东骑手中只有47.92%表示知道相关政策。

继续问及平台为骑手提供的保障内容，商业意外保险是目前普及率最高的一项保障：51.54%的受访骑手表示会通过平台代扣或自费形式购买商业意外保险，21.54%表示自己所在的平台付费为骑手购买了商业意外保险。但在工伤保险方面，只有30%的受访骑手反馈平台为其单项缴纳了工伤保险，16.15%反馈五险一金均有缴纳。此外，仅9.23%的受访骑手获告知伤病假期间会有最低工资保障，还有9.23%表示自己不知道平台为自己购买或提供过哪些保障。

尽管多数受访骑手表示有购买商业保险，但在实地访谈中，不止一位骑手提到自己其实并不清楚具体的保险条款和保额等细节。某平台的骑手李先生透露，自己每个月的工资条会显示代扣保费110元，但自己未见过具体保单，不知道到底保了哪些内容；此外，由于外卖站点的承包商不同，不同站点的骑手保费也不一样，有些可能扣110元，有些可能扣90元，管理比较混乱。

问及受访骑手对这份工作的满意度时，38.46%表示一般，37.69%表示比较满意，16.92%表示非常满意，另外有6.93%表示不满意。

深入了解发现，交通安全是骑手们最关心的问题，占比达75.38%。有受访骑手表示，如果遇到恶劣天气，点外卖的客人明显增多，由于单量太大，平台可能出现派单混乱的情况，加之时间紧张，只能开快车，极易发生事故。

此外，52.31%的受访骑手为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健康担忧，36.92%的受访骑手担心这份工作没有职业发展前景，分别有29.23%和23.85%的受访骑手为“平台未购买社保”和“平台未购买工伤险或其他商业保险”而担忧。

虽然不少骑手对交通安全问题感到忧虑，但同时也有78.47%的受访骑手承认自己有过闯红灯、逆行等违反交规的行为，其中甚至有21.54%的受访者承认自己经常违反交规。

违反过交通规则的受访者中，73.53%表示自己之所以违反交通规则，是因为订单即将超时，不得不提速；此外，“路况不佳”和“系统导航有误”也是导致受访骑手违反交通规则的重要原因，占比分别达到52.94%和42.16%。

值得注意的是，受访众包骑手中提出系统导航有误的比例达60.61%，显著高于专送骑手，这可能是因为平台对众包骑手的培训不足、骑手对导航操作不熟悉所导致。

有实地访谈中，也有骑手表示在午餐或晚餐高峰期，平台一旦短时间内收到太多订单，分配给骑手的订单就会开始出现混乱：有些订单顾客地址在同一栋大厦，取餐商家却相距好几公里；有些订单在导航里直线距离只有几十米，但因为没有斑马线或过街天桥，其实需要绕行很远才能到达。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骑手为了在规定时间内送达，逆行等违规行为几乎难以避免的。

调查数据还显示，“雨天路滑不慎摔倒受伤”和”配送车辆突发故障”是配送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意外状况，均占比44.62%；其次是“配送时餐品不慎打翻”，占比38.46%；“配送途中餐品被盗”也不少见，36.15%的受访骑手表示自己曾遇到过这种情况。

虽然大部分受访骑手表示是因担心订单超时而冒险违反交规，但大部分消费者对骑手超时配送持宽容态度。据南都民调中心此前发起的外卖行业超时配送问题调查结果显示，69.89%的受访消费者能接受的配送时间在20-40分钟，其次有20.16%可以接受40-60分钟送达，只有8.60%表示应在20分钟内送达。此外，该次调查数据还显示，只有39.52%的受访消费者明确表示会关注外卖的送达时限，超八成消费者最关心外卖的味道和卫生情况，七成表示会关注外卖价格。即使订单出现超时，也有60.62%的受访消费者理解其原因为餐厅出餐慢、配送被迫延误，58.90%理解天气恶劣、配送确有困难。

当然，消费者不可能对骑手的日常工作环境了如指掌。虽然有64.41%受访骑手表示可能会因为等电梯、爬楼梯等情况导致延误，但只有23.29%受访消费者意识到这一问题。对此，消费者和骑手之间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沟通和相互理解。

既然消费者对外卖超时大多抱持理解之心，是什么原因导致骑手宁愿冒险违反交规，也要确保订单准时送达？多名受访骑手反映，平台定下的超时扣罚规则过于严苛，为保证收入只能以身犯险。

骑手李先生透露，他就职的外卖平台要求骑手每月准时率必须维持在99%，即配送1000单只能出现10单超时；一旦超时，除了单笔订单扣罚外，当月整体工资也会受影响。

还有骑手表示，自己所在的平台超时扣罚与用户评价扣罚非常严重，一次扣罚就是五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几乎白干半天。甚至还有部分订单明明提前送达，即使顾客没有不满，也可能因为骑手未在规定时间内确认订单状态，同样会被扣罚。

最后，问及骑手希望平台或相关方面出台哪些举措时，呼声最高的是商家出餐时间和配送时间分开计算、明确超时责任，占比达73.08%。实地调查过程中，不止一位受访骑手提到了“商家卡餐”的现象。有受访骑手吐槽：商家会优先满足堂食客人，有时在最后几分钟才能拿到餐，商家做不出来，自己也倍感无奈；还有受访骑手直言：“如果商家出餐快，基本不会超时”。

此外，也有53.08%的受访骑手希望能够在小区、写字楼等设置合理的放餐点或者外卖货架，方便放置外卖。不少受访骑手提到，一些旧楼或写字楼没有电梯或电梯出入慢，也是配送超时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受访骑手表示自己经常接到一些旧楼的单，有一天不得不爬好几次9楼；运气不好时，如果前一单出现超时，后面两单也会被连累超时。

除了上述两点，还有49.23%的受访骑手希望平台合理制定配送路线和时限；43.08%提出限制骑手单次接单上限和配送距离，降低配送压力；39.23%希望政府部门强制要求平台为全体骑手办理工伤保险；38.46%希望交通部门优化道路设计，拓宽非机动车道，减少交通事故发生。

从本次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目前外卖骑手行业的工作强度和人员流动性都较高。虽然多数骑手已经意识到职业安全问题，但由于考核压力大、职业培训缺失、相关保障不到位等原因，不少人依然铤而走险，屡屡违反交规。

解决外卖骑手的安全问题，离不开平台、餐饮商家等方面共同努力。课题组认为，外卖平台应率先改进算法，把餐饮商家出餐时间、外卖骑手等电梯/爬楼梯时间等因素都考虑在内，设置更合理的配送时限。

其次，有条件的餐饮商家可以提前准备好外卖所需的包装等，设置单独的外卖生产线，将外卖业务标准化和流程化，提升出餐效率。

职能部门方面，交通管理部门可以优化道路设计，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人社部门可以进一步完善外卖骑手等劳动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外卖骑手建立职业规范，帮助外卖骑手合理合法地维护应得权益。

当然，最后还是需要消费者和骑手之间相互理解。消费者一句简单的多谢，或许就能大大缓解骑手的精神压力，从而更好地服务顾客；骑手解释清楚订单超时原因，也可能减轻消费者的不满。

社会群体与公众心理研究课题

项目出品：南都民调中心

项目监制：谢斌张纯

项目主持：南都研究员李伟锋

项目执行：南都研究员李伟锋沈红媛麦洁莹涂长芳实习生赵月英周雯清周容缤姆凯代斯·瓦哈孜比尼萨·吾力卡日

近日，有关外卖骑手送餐安全的问题成为网友热议话题，那么受伤之后，他们要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永修县的美团骑手曹先生就因此而烦恼不已，1986年出生的他在一次送外卖的过程中受伤，先后治疗花费了近30万元，可最终他却连工伤都没能认定，治疗的费用也只能自己垫付。浔阳晚报记者梅俊

距离那次受伤已过去大半年，但曹先生目前仍只能躺在家中休养。据他回忆，2016年12月3日23时50分许，他将外卖送到永修县城的一个客户手上，而在返回的途中被另一辆摩托车撞倒。

“撞倒之后我就被送到医院，经检查发现这条腿的整个脚踝都断了，随后在手术中将整个小腿的肉全部割掉，目前这条腿基本上算是废了。”曹先生告诉浔阳晚报记者，出事之后，老板还到医院帮他垫付了一万多元的治疗费。

在永修治疗一段时间后，曹先生又转院到南昌继续接受治疗，但美团老板已不再垫付治疗费用，肇事的摩托车司机总共也只垫付了几千元。为了帮他治病，家里欠了不少外债。“当时家里人都急着帮忙筹集治疗费，只能让挺着大肚子的老婆来照顾我。”曹先生说，直到今年4月7日，他才从医院出院，前后治疗花费了近30万元。

巨额的治疗费让曹先生一家的生活陷入困境。出院后，他多次拄着拐杖找到美团外卖永修站的负责人，但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对方直接否认曹先生为他的员工。

“其他人都签了合同，只有我和另外两个员工最后进入美团，所以一直没有签订合同，但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们继续帮他做事，没想到他却直接不承认我是他的员工。”曹先生说，为了维护权益，他还向法院申请了劳动仲裁，但之前的老板却拿出南昌一家公司的营业执照，并表示跟永修美团没有任何关系，跟他也没有雇佣关系。

“永修美团一直是他在做，但却没有在相关部门登记，他现在直接否认了跟美团有关系，相关部门也没有办法查明。所以导致工伤认定失败，但永修美团能开起来，肯定得到了美团总部的授权，既然我作为其中的骑手，我觉得美团肯定要对这件事情负责。”曹先生表示，对于他的事情，他希望美团总部能有一个处理结果。对于之前的老板，他已经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赔偿。

根据曹先生提供的电话号码，浔阳晚报记者也联系了曹先生之前的老板黄先生，电话接通的时候，浔阳晚报记者询问是否是永修美团时，黄先生给予了肯定，但随后谈及曹先生的事情后，黄先生又表示他是南昌一家公司的负责人，与永修美团没有任何关系。

“之前确实有一个曹先生找了永修县的劳动部门跟我们做了劳动关系的仲裁，劳动部门也作出了判决，这个曹先生并没有在我这里做事。”黄先生表示，他并没有在永修做过美团，关于这件事情他也不方便透露太多。

负责人否认了劳动关系，导致曹先生在工伤认定的环节败诉，从而逃避了工伤赔偿的支付。那么在工作中又应该怎样维护自身的权益？浔阳晚报记者咨询了江西康润律师事务所的叶志辉律师，据他介绍，认定工伤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劳动关系。

“像外卖小哥、送餐骑手，他们需要经常在路面跑动，危险系数比较高，极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在进入公司后一定要在一个月之内要求签订劳动合同，如果公司不愿签订劳动合同，又想在公司继续做下去，那么在平时一定要注意保存与公司的相关证明。”叶志辉说，除了劳动合同之外，工作证、工资发放记录、工作服、考勤记录等都可以作为劳动关系的证据。

叶志辉表示，只有在平时留下了相关的劳动关系证据，那么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只要不是承担主要以上的责任，那么就可以向相关部门申请认定成工伤，相关部门也会要求公司按照工伤的相关标准进行赔偿。

“一些用人单位有可能会通过拒绝签订合同的这些做法来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员工在参与公司劳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存相关的证据。”叶志辉说，只有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证明劳动关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到损害。

近日，“外卖一哥”美团在2021年第一季度的财报会议上表示：将在短期的未来，

为所有骑手进行投保，在工作期间保证他们的安全！

从去年开始，美团就不断被曝出大量的负面新闻。从此开始，王兴形象一落千丈！

进入今年，随着快卖小哥送外卖猝死扯皮事件、处长跑美团一天赚42元事件、美团因被调查背后的“二选一”浮出水面，再次将外卖行业推上舆论风口。作为“外卖一哥”的美团，其种种“黑心”行为也被翻了个底朝天。

原来不为大家所知道的是，一天风里来雨里去的美团1000万外卖骑手全是劳务外包，不仅劳动的工伤险没有，连每天3元钱商业险也是从自己佣金中扣。

美团这种活活将外卖骑手摁在地上用N种方式“吸血”的吃相，激起社会一片指责。网上网友们也对美团行为表达实在看不过去。

不过，不管网友们的怎样“摩擦”，作为美团CEO的王兴就是“油盐不进”，不肯接下对外卖小哥应尽的企业责任，只肯为骑手工伤进行商业投保，挤出那么一点点“奶”出来。

不知道美团为什么这么“胆子”大，对应尽的责任不但不尽好，这次为骑手投个工伤险在语言表达上还一味含糊其辞。

美团这样表达应该怎么理解呢？这能叫与政府展开合作吗？真不懂这是法定义务吗？说得好像对骑手投保不是自己的事，是与政府合作的事一样，而且还不是社保！

一是，美团作为一家大型互联网企业，不尽社会责任，对自己的骑手如此推三拉四，不是一个企业应有的行为。

二是，美团为资本打工，赚黑心钱不说，却把企业运行带来的问题全抛给了社会，其中包括骑手的养老问题，交通事故造成的家庭遗留问题等等。可以这么说，其实美团赚的钱中，不仅含了压榨商家和骑手，而且无形中吸取着的巨大的社会资源。

这一点，是有数据说明的。仅据可查的数据显示：在2017年上海是平均2.5天就有一名外卖骑手伤亡，同年深圳3个月就伤亡12人。2018年，成都仅统计了7个月间，骑手违法近万起，事故196件，伤亡155人次。2019年深圳在1-9月，外卖交通违法行为多达8.4万起，死亡5起。

放大到全国，这样的数据怕是大得惊人，据统计占到交通事故11%。为解决这样的交通事故，耗费的社会资源可以说代价不菲。如果用外卖行业的税收来抵减这部分社会消耗的资源，等于说是没有产出社会价值和社会效益的。

三是，一个企业长期无视法规，逃避法律责任，注定是行不远的。

据上次北京人社局副处长的外卖体验中就发现，美团对外卖员的苛刻，只要出现迟到、配送不及时等现象，平台就会扣去一笔费用。钱是你扣，却说不是你员工，这怕真上到法律层面可能就不是你自称的没有劳动关系了吧！利用外包的形式逃避法律责任，自然不言而喻！

四是，一个境外上市的企业，不能只为一己私利或为取悦于国门外的资本而不择手段获利。同样是干着跑腿工作的京东，没说不为员工买齐五险而找借口。

当资本家可以，但一定不能当一个“万恶”的资本家。而且还为赚黑心钱逃避中国社会责任，一味从社会中索取利益，又把问题甩给社会，也不怪网友一边倒地摁着你“骂”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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