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彦妮（宁夏）

十几人坐着两辆蹦蹦车，光在路上就跑了两天。黄昏时，车子进山，黄尘绝地而起，眼睛都睁不开。难得老兄记性好，在茫茫群山间，硬是沿着蜿蜒的便道，找到了我们要开采的矿坑。

没有月亮，只有蹦蹦车的灯光和响声。这里似乎与世隔绝，我们是唯一的闯入者。当我们跳下车子时，就跟阿姆斯特朗踩在月球表面一样，一切都显得那么安静和新奇。

关了油门，四野漆黑。本来准备就地露宿，但因为风大，老兄去附近找了一处无人住的地窝子。我们背着行李，顶着强劲的风，摸索着随老兄前往。到了地窝子跟前，老兄用打火机照明，并将拴门的细铁丝打开，我们便一个个弯腰钻了进去。

尽管有些拥挤和憋闷，但一点烛光慢慢晕染开来，有人便开起玩笑来。于是，一帮务工的人，在几千里之外，听着呼呼的风声，慢慢进入了梦乡。

大伙儿似乎都是被饿醒的。天刚麻麻亮，地窝子里还是一团黑，有人点着蜡烛起床了。没有洗漱，老兄就喊着司机开上蹦蹦车去附近拉水。我们草草卷了铺盖，出去将山坳里牧人用过的灶台稍微改造一番，便与厨师一起埋锅造饭。

炊烟在戈壁的上空升起时，喜鹊们便从几棵胡杨树上飞过来，叽叽喳喳对着我们叫。可能是饭菜的香味吸引了它们，也或者是一帮人的到来打破了它们的宁静。自打出生起，这里除了一两个牧人，它们哪里见过如此阵势？

饭熟了，大伙尽量端到背风处吃。一碗饭下肚，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便成了插科打诨的原料，一个个嘴上不把门，嘻嘻哈哈吵成一团。

拍拍土、洗洗碗，便到开采矿石不远的地方就势挖坑。有人抬檩条，有人扛椽子，有人抱雨布，半天时间，我们就将一个自然沙坑搭建成了工棚。矮是矮了一点，出门进门都要弯着腰，但是，风被我们挡在了外面。没有麦草铺，纸板子或床也不奢想，就只是垫些干透的沙土，将褥子和床单铺在上面，人便四仰八叉躺下了。出门在外，能将就便将就。

在这不知名的山里，风是最殷勤的常客。原本想等风小了再开工，结果越等风越大。两天以后，我们便不敢再等，顶着风沙，发动了机器，打眼的打眼，放炮的放炮，挑拣矿石的挑拣矿石。来时没戴帽子，鸡窝一样的长发便成了沙尘度假休闲的别墅，它们争先恐后地住了进去，使我想阻止都来不及。

不管石料纯不纯，大小是否均匀，运输的卡车已经开到了工棚附近。我们从矿坑里出来，拿起铁叉，全力以赴地装车。老兄说了，只有矿石被运送出去，我们的劳动成果才会被换算成现金。

炸石头，用蹦蹦车运料，给卡车装矿石，虽有分工，但还是腰酸背痛。为了赶工，不刷牙、不洗脸已成常态，被子就从来没叠过，床单上的沙粒扫也扫不净。碗筷也都是混在一起用的，想单独找出来，又怕显得生分。

风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永无休止的狂风，使我不知道还能在此坚持多久。

尽管已是春天，但沙子打在脸上，依然宛如针刺。每次看到沟底的那十几棵胡杨，都不由得仰头注视，它们昂着头颅悄悄绽放绿叶的样子，叫我无端生出几分敬意：它们在这里多久了？除了树冠上的鸟巢和喜鹊，有谁顾及过它们的成长与感受？据说胡杨长着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地一千年不朽，那么，这些自生自灭的胡杨，等于已经在此静等了我们三千年！

狂风之后，落了点小雪，微微的寒气，竟如刀子一般。本来决定不出工的，有人已坐在昏暗的工棚里打扑克、有人正下那副缺失棋子的象棋，但没过多久，老兄便坐不住，担心运输卡车会来。他号召一声，带头走了出去，我们只能不情愿地起身，拿着工具往出走。

风雪愈加肆虐，穿着羽绒服跟光着身子似的，耳朵更是受罪，得不时用手捂着才不至于冻得失去知觉。我们干活的地方，俨然是个风口，雪粒子跟石头渣子混合在一起，就像大型鼓风机吹着一样，直刮得人站也站不稳。都带着情绪，所以干活很难默契，不是你的叉子撞了他的腰，就是他的铁锹碰了你的手。老兄也冻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坚持了两三个小时，还是气呼呼地都让回来了。

每次出门都想有不一样的体验，但是，每次却都离不开石头和洋镐。望着远处白茫茫的群山，真不知道明天的太阳还会不会暖起来？

难得的晴朗，只在下午时才刮起风来。

我们便一鼓作气整出了约七八车的石料。看着如此丰硕的成果，老兄先乐开了，他说：“这样干下去，你们还愁啥？每天都能轻轻松松挣一百多元钱！”

于是，人心便稳了下来，都以为能干。有人开始盘算挣了钱回去盖四间松木房；有人说挣了钱要买VCD和最好的摩托车；有人说挣了钱要把所有的账都给还清了；有人说挣了钱回去娶媳妇……

月明如昼，硕大无比的天空在清寂得叫人迷茫的戈壁澄澈如洗。我尽量让自己保持清醒和冷静，这些年的打工教训足以使我少了幻想多了理智。我不再头脑发热，不再过高估计未来，我怕到时候万一挣不上钱，人又会从希望的高空跌落到现实的谷底。

风很小，太阳也温暖，本来能正常出工，但是空压机坏了，打不了炮眼。老兄派人将机器拉到后旗去修，我们也不闲着，午后都拿着铁锹和洋镐出去修路。

下午风又刮个不停，满脸满耳朵都是沙子。

夜里站在工棚外，仰望月亮里面亘古不变的桂树，似乎还是少年时看到的样子。

修机器的回来了，机器并没修好。外面狂风呼啸，我们都躲在工棚里玩牌。

老兄想起一出是一出，动辄将这里讲得天花乱坠，好像我们十几人即刻能淘到一大堆金子回去。近六十岁的人，似乎还容易轻信，只要来个人说哪儿的矿石容易开采，他就想跟他们签合同、或回老家再找人上来。算算已经十几天了，我们才就拉出了两车矿石，其余的还都在山坡上堆着，他非但不着急，还计划要干到年底。面对这种瘫痪般的工程进度，我觉得长此下去，维持十几人的伙食都成问题，而他，却还这般盲目自信。

狂风不止，两辆蹦蹦车又拉我们去别的矿山转了一圈。经过后旗街道，见他人都在侧目看着我们时，我们才知肮脏的衣着让我们与外界有着怎样的区别。在山里没对比，只有在光鲜靓丽的人群中，才能看清同伴脸上已经生出风沙侵袭的锈斑。

扛着笨重的机器，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进山放炮取样，直到中午，才确定土层太厚，矿石也不纯。但那位矿山主人却很热情，极力撺掇老兄承包，并将我们一帮人都接到蒙古包里，好酒好菜招待了一顿。

酒足饭饱后，矿主拿出拟好的合同让老兄签，我一看全是诸如“各种费用由乙方承担”“工伤事故甲方概不负责”的霸王条款，就悄悄跟老兄耳语：每吨两三元钱的利润哪里有钱可赚？谁敢百分百保证劳作时不出工伤？

于是，我们借故离开蒙古包，连夜将十几个同伴都拉了回来。

黎明即起，十几人马不停蹄地出料、碎料、拣料，中午饭后稍息，又紧锣密鼓地忙到黄昏。有车就赶工，天晴就多干。已连续装了十六车，算是破了记录，但与原定的五百车目标还相差甚远。

每天用大锤和钢钎在石头堆里劳作，布鞋的帮子与底子很快就分了家。不管妻一针一线做了多久，遇到这些铁齿铜牙的石碴，它们只能甘拜下风、不战而退。晚饭后我强迫自己在附近走一走，或吆喝几声听听峡谷里的回声；或仰望星辰，看看与故乡的星星有没有区别。

有人将我们形容为“地老鼠”，除了钻山洞、睡地铺，常常顾不上洗脸刷牙，洗澡想都不敢想，整天灰头土脸脏兮兮的，不像地老鼠像个啥？

雪后晴了一日，有人就喜滋滋地说：“天气变过来了。”但早晨起来，几朵乌云飘过，狂风就又昏天黑地吼了起来。没有眼镜，只能撬一下钢钎就闭一次眼睛，免得沙尘飞起来打进眼里。更不能去低洼处避风，怕落下“懒汉”的名声。在嗖嗖直响的风沙中，大锤和钢钎就像武器，只有将“矿石俘虏”们统统押上卡车，我们的任务才算完成。

捱着、熬着，将思想化为石、将思念化为风——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岁月如流水，万事被蹉跎。黄昏独自在大漠中高歌，嘶哑之声犹如问天。

一夜梦魇几次，被旁边的老兄推醒。仍旧是呼呼的风声，但天亮之后，我们还照样得出工。

便昂着鸡窝似的头，带着情绪、窝着气，与老天对抗一般去了矿坑。一言不发，不屑与任何人共商“大计”，只是机械地拿起钢钎，爬上矿坑的最高端，睁一眼闭一眼，狠命地将那些摇摇欲坠的巨石一块一块撬下来。

每每饭毕，也决不多讲一个字，草草放下碗筷便黯然离去。听着老兄的长远计划和盘算，我本想予以推翻，但看着他傲慢而带着偏见的样子，便话到嘴边又咽下。老兄自然也看不上我的臭清高，动辄说我天真和迂腐：“书把脑子都念坏了，天上掉馅饼你还得把头伸出去，指望谁给你白送钱呢！”

是的，没人给我白送，但我脑子并没坏。都是自家兄弟，我也无需跟他多计较。

夜半大风起，工棚的顶子都像要被揭开。明义、栓平等都惊醒了，都叹息天明以后咋干活呢。老兄就说：“这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概三百六十天都在刮风，有啥稀奇的！”言外之意是，必须得习惯，不接受也得接受。

无论条件多艰苦，只要还没到必须离开的时候，我断然不会说出服输的话。就像沟底那几十棵胡杨，一旦生在这里，就不会再怨天怨地。但不到中午，几个同伴开始忍不住了，都打着哆嗦说：“这里的风沙纯粹要人命呢！啥时候是个头啊……”

都忍无可忍的时候，离回家的日期便不远了。

只有老兄还在顽强地坚持，不管别人说啥，他都要一意孤行地驳斥，且据理力争。其实他的“理”只是他个人的歪理，他的“争”也只是没人所争的“争”。

依然带着情绪，3狂风中睁一眼闭一眼地干活，依然会在找不到答案的时候默默问天。听说老家的冬水还没灌，播种也遥遥无期，而我们在与世隔绝的地方，除了猜测，再没有任何捷径与他们联系。

中午饭吃完，疲惫不堪的身子刚挨在没叠的被褥前，老兄就开始讲他的“哲学”：“咱们是自己给自己挣钱呢，多出一吨就有一吨的提成。”

我一声不吭。揉着隐隐作痛的腹部，一再告诫自己是到了“换换汤水”的时候了。这些年与石为伍，年年钻山洞、睡地铺，结果混得一年不如一年。平日恨不能将一文钱掰成两半使，到头来，非但没有改变窘境，反倒弄出一身毛病来。联想几位父辈，他们五十岁刚过便因病离世，年轻时用青春换得的零碎报酬，到了病入膏肓时便一文不值——我自以为谋生的手段比他们高明，事实上仍是步了他们的后尘。

昨夜梦见自己落榜，而有些学习很差的同学却考上了，便一边流泪，一边问为什么。醒后苦笑：多少年了，还如此不甘。

有轿车进山，下来几个干部模样的人。他们一边检查登记了我们的雷管与炸药，一边让我们赶紧去某地办证件。临走时还再三告诫：“一周以后必须见到证件，否则，我们到时候就要清山！”

老兄垂着头，自然有些丧气，但明义却带着幸灾乐祸的神情悄悄跟我说：“清得越早越好！”看来，他对我们的工作也彻底不抱什么希望了。

十点刚过，矿坑里已经睁不开眼睛，我们便又回到了工棚。棚外很快黄沙漫天，棚内须要点灯才能看清字迹。去后旗办证的人回来时，狂风更是升了级，压着大石头的工棚俨然台风中的小舟，毫无遮拦地飘起又落下，发出呼啦呼啦的响声。外出者说：“城里有人因为炸药出事了，所以才追查得这么紧。”

中午饭也没地方吃，到处风沙狂飞，我们端着饭碗寻找避风处，但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就像一只母鸡找不到下蛋的地方，转来转去，到底憋不住下在了原地。

脸都懒得洗了，皴得直脱皮，收工即去沟底的厨房去吃饭。手指裂了口子，渗着血，也没药膏可贴。皮鞋更是被糟蹋了，甭说擦鞋油，就连本身的颜色都看不清，到处是石块留下的擦痕。

大风过后，天气变得暖和起来，破棉衣里尽是汗水。热点儿总比冷点儿好，干活不用缩手缩脚。加之老兄让人从后旗代买了手套和眼镜回来，大伙儿“全副武装”之后，便都显得精神了许多。

风平浪静时，这些在风沙里忍受太久的人，便会在月明星稀的工棚外，说说闲话、自娱自乐放纵一番。没人吆喝，没人策划，自发地围坐一起，生一堆柴火，找个破铁盆，拿个破帽子，开始玩“击鼓传花”的游戏。或者打一壶水，倒在杯子里，两人猜拳，输者饮，赢者乐。周遭寂静，只有我们嘶哑的歌声和破铁盆在山坡上发出的当当声。

北风凛冽，雪针干硬而冰冷。出去的人都打着哆嗦进来了，就连老兄也说：“这样的天气，把人都刮得没信心了！”

我们都蜷在工棚的被窝内，睡也睡不着，说也没话说。工棚内视线昏暗，看书写字就得点蜡烛。我强迫自己抄抄唐诗练练字，但心里又乱又急，难以持久。

下午雪停了，远山只剩下一片青黛色，天上飘着几片乌云。但风还是呼呼地刮着。我腹部不舒服，只能强迫自己走出工棚转一圈。

雪后的胡杨显得更加遒劲苍迈，犹如铮铮铁骨的汉子，即便快要断裂的枝丫也在风中强劲地挥舞着手臂。枯了的树洞里鸟粪累累，可树冠上依旧挂着星星的新绿。面对这种神奇的植物，人常常会为自己的懦弱而羞愧。

一天整出了约三辆带挂车的矿石。晚饭以后，人就累瘫了，腰简直被挤压成一团硬弹簧，几乎再也难以伸展。懒得跟人斗嘴，怕因为心情不好而骂人。我只得等待、忍耐，像等我三千年的胡杨一般，苦苦期待着胜利竣工的那一天。

腹痛愈来愈严重，但仍旧不敢偷懒，只是硬抗。如此的身体，竟然在此已经连续出了六百多吨矿石。也就八九个人出工，除了打杂的、挑拣的，最少有七十吨矿石是我一块一块炸开，一小车一小车运到石料场，然后又一叉一叉装到车上去的。

晚霞将天边的乌云烧得通红，暮色中我去胡杨树下吼了几嗓子。那歇斯底里的样子，惊得喜鹊都从树杈的巢里飞出去了。

大锤震裂了虎口，又换个小锤，胳膊肘与腰还是疼得不行。大锤约二十镑左右，不到两月，两头已被坚硬的石头磨损成了椭圆形。摸着手上的血水泡，我故作坚强地对几个小年轻讲：“只有这样的经历，你才会慢慢长大。生活会用最直接的方式教训和警告你，让你一天一天变得成熟起来。”

在石头堆里，我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可是，那些在石头渣里迸出的火花，却会无意点燃我原本有些朦胧的信念。大锤钢钎不能改变我的命运，但是，它们锻造石头的过程，却像飞镖长矛一样刺穿了我身体内潜藏的麻木与惰性。每当溅出的石子击中我的脚踝或小腿时，我都会咬紧牙关，哼也不哼一声。我知道我不敢就此撒手，因为除此之外，我似乎别无选择。

总以为这里没有暖和的时节，然而今日，在脱了能拧出汗水的棉衣之后，就穿一件毛衣仍然汗流不止。

一行大雁排着不很整齐的“一”字向北飞去，预示着春季如期而至。但春天与我们似乎关系不大。我们依旧打眼、放炮、砸矿石，粗料也出得多、出得顺，每天二十卡车左右的进度，感觉希望与日俱增。只是腹部还是阵痛，估计是胆囊出了问题。

碎石在耳边呼啸，脸上、腿上皆留下它们“到此一游”的青紫色纪念。

晚饭后准备点灯练字时，几个小年轻又在外面喊着要开篝火晚会。走出门去，与他们点着了柴火。都起哄让我唱我的保留曲目，推脱不过，只好清清嗓子又唱了起来。在这无名的山沟，下棋、玩扑克，唱歌才是大家劳动之余排遣苦闷或发泄情绪的方式。

我的结婚纪念日，依旧在矿坑里度过。

出门在外，一旦离开家，打工者就会度日如年地计算当日的收成。这些随大流的庸常者，除了超体力的劳动，除了忍受孤独的折磨，他们的精神世界，比这兔子不拉屎的戈壁还要荒芜。

老兄回老家去雇工人，只说会给我们几个家属给钱，我也就没再说什么，只将一张便条递给他，他装在口袋里，坐车走了。

天又阴了起来，估计会下雨。老兄是否已到家？要是顺利，妻已收到我的便笺，还有我的工资，娘儿几个，此刻可能正一遍遍地讲着与我有关的闲话……

怕腹痛，硬饭也不敢多吃，常喝稀粥，体力自然跟不上。一到矿坑里还得抡起大锤，否则会惹他人嫌弃。忍着腹痛不歇息，坚持埋头装了二十车石料，直到天黑。干石头活不比其他，你不干就得别人干，石头不会自己跑出矿坑去。

黄昏放炮后去看现场，见满坑都是比较均匀的矿石，便满心欢喜，以为我们的坚持终于感动了上帝，今年可能会比往年“多收三五斗”。

烛下写字，眼睛干涩，还是坚持到深夜。出工棚方便，见昏黄的半月挂在中天，周围有一大圈淡淡的光晕。远山静若寺院，几声犬吠，切近而遥远。

今日清明，我们却不能在柳绿花红中借问酒家何处有，只能交替握紧钢钎和钢叉，脱掉棉衣，将沉睡的矿石从土里挖出来，然后装到卡车里让拉出去。

尽管冷飕飕的，我仍旧穿着一件毛衣装车。上午装了十五卡车，下午装了十二卡车，就我们七个人，硬是用七个铁叉和七双手，打发了这么多车。

只是想起报酬，心里还是有些冰凉。如此拼命，平均算下来，每人也不过能拿十五元左右。一直想另谋出路，不愿再出卖廉价的劳动力，但好多次都因囊中羞涩而与机会失之交臂。

狂风继续咆哮，屋顶像被掀起来的风帆，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飘摇。估计风力在八级以上，在一浪接一浪的沙尘中，十步之外难以看清对方。

我犹如星球的一粒尘埃，无法绕开与生俱来的孤独与寂寞。剩下的那半截蜡烛，舍不得点，须得省着，留到最需要的时候用。

月亮兀自在外照着，并无多少光泽，凄厉的狂风已让人心灰意冷、万念俱灰。

仍旧是满目的狂风土雾。

先前老弟还固执地认为：“还没干顺，等顺了以后一个月挣一千块钱应该不成问题。”如今，面对如此的天气，他也毫无底气地说：“看样子，咱们最多一个月也就能挣四五百块钱。”

就连卡车司机也说：“钱不好挣，先前我们跑车，一年纯利润能挣五六万，如今不算车的磨损和修理费，光除掉吃饭和加油，所余的收入一年也不过两三万。”那些司机大多胡子拉碴，满身油腻，大嗓门。他们不懂哲学，却能讲出一些意味深长沧桑戳心的话来。

老兄从老家来，只带了四个工人。想必，没几个人愿意到这荒山野岭来“捡钱”。确知他回去并没有给家里带钱时，我原先隐隐痛着的腹部忽然加重。尽管他一再说“这次没跟老板要上钱，咱们再等等，很快就有办法的！”但是，种子和化肥能等吗？两个多月了，那娘儿几个盼星星、盼月亮，结果就盼到了我写的一张便条？

恍然明白：该转移阵地了！

昨日又有轿车到此，几个人下来就劝慰我们：“这儿挣不上钱，赶紧到劳务市场再找别的工作去。”然后他们又对老兄说：“你们的证件手续不全，今天是最后一次劝你们，最迟后天你们必须离开这里。”

该来的终究来了。只是比料想的更早。所谓最好的摩托车、VCD以及四间松木房，统统都变成了令人失笑的梦话。

“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风号怒天上来。”刮吧，索性就让狂风刮个痛快！

一上午就出了三车矿石，人心已涣散。

点着最后的那半截蜡烛，我憋着气，忍着腹痛，草草写下了我在此地最后的文字，然后痛下决心：“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老兄并不乐意，以为我说回家不过是赌气而已。他知道我的口袋比狗舔得都干净。

但我去意已决，明义答应借我路费。在跟拉矿石的卡车司机讲好以后，我们俩默默卷起了铺盖。

别了，这块没有名字的地方！别了，等了我三千年的胡杨！

【作者简介】

张勇(化名)，九龙坡一小区的保安，因今年7月目睹了有人跳楼身亡，此后便开始做噩梦，身体、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最近，他考虑是否向物管公司索赔，在咨询了律师后，他又有些犹豫了。

“我也是没有办法了，才去咨询律师，想到起诉物管公司。但现在，我还要等个四五天……”说起这段经历，张勇欲言又止，一个多月来，他已变得不爱交流，在律师的陪同下才肯说出事情的始末。

7月底的一天凌晨3点多，张勇巡夜，在巡至小区一高楼时，他被一阵怪风、怪响惊倒。定睛一看，他发现那是一个人的身体，已经不成形状，见到这一幕，张勇冒出一身冷汗。

过了一会儿，他才醒悟过来：有人跳楼了，连忙呼救。

此后几天，跳楼一幕不断在脑海里浮现。“我直冒冷汗，睡不着觉。”张勇常做噩梦，到医院检查花了1905元，但没找到医治的办法，“整个人都有些崩溃了，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张勇落下了病根，不敢去打扰死者家属，“他们的心情我理解，死者为大嘛”。张勇说，他知道死者家属的联系办法，却不敢去告诉自己因此受影响的事。因为是巡夜出的事，他找公司解决，公司给报销了医药费，其他的事情则是“以后再解决”。

于是，他有了起诉物管公司的想法，决定去找律师咨询一下，并聘请律师。

在准备起诉的过程中，公司表示愿意给一定的赔偿。张勇和公司签订的是5年劳动合同，已履行了3年，他也不想就此失去工作，有些犹豫。

张勇说，事发后，他曾回到小区物管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起先把我从夜班换到了白班，但一走过那个地方(跳楼地)就冒冷汗。”此后，他出现了一闭眼就想起事发一幕的情况。

重庆祚山心理咨询所首席心理学家谭朝霞介绍，张勇这种经历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急性应激障碍，以急剧、严重的精神打击为直接原因，在受刺激后立刻(1小时之内)发病。

因本次事件发生在7月底，至今已超过一个多月，已错过理想的24~48小时干预时间(24小时内不宜进行干预)，且没有自然缓解。考虑评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国际上简称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在急性应激障碍基础上没得到及时心理危机干预造成。建议采取以心理辅导为主、药物为辅的治疗手段。其中，药物主要是缓解其抑郁、焦虑、恐惧、失眠等症状，便于心理治疗的开展和奏效；心理辅导主要是帮助患者建立起自我的心理应激应对方式，发挥个人的缓冲作用，避免更大的伤害。

重庆辽兰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谭璐认为：此案件中存在多重法律关系，张勇索赔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保安因上班看见他人坠楼引发心理疾病，属侵权法律关系。

《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24条又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

故此案的发生，坠楼者虽无“故意”侵权行为，仍应承担部分责任；若坠楼者死亡，则其财产继承人在财产继承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另一方面，张勇系物业公司员工，工作期间遭受伤害(心理创伤)，属工伤法律关系。

其用工单位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有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结合本案情形，若保安张勇因上班期间看见他人坠楼由此产生重大心理疾病(经鉴定属实)，应认定为工伤。

综上所述，在掌握相关证据的前提下，张勇既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向坠楼者(财产继承人)主张赔偿，也可依据《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赔偿。

本报记者张旭

也叫急性应激反应(AcuteStressReaction)是在剧烈的、异乎寻常的精神刺激、生活事件或持续困境的作用下引发的精神障碍。

多数病人发病在时间上与精神刺激有关，症状与精神刺激的内容有关，其病程与预后也与及早消除精神因素有关。可发生在各年龄期，男女发病率无明显差异。

2.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是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

PTSD的发病率报道不一，女性比男性更易发展为PTSD。

【编辑:鲍文玉】

如果要问在贺兰山上除了荒凉之外，最大的特色还有什么？那肯定回答就是煤炭了。

这里有世界闻名的优质“太西煤”，俗称“无烟煤”。质硬低硫、燃点高，点燃后看不见冒烟，最后只剩下一小撮青色的灰烬。据说“太西煤”一般都用于炼钢和出口，售价也高。但一般家庭还是能积蓄一些，在冬日里往取暖的铁皮炉里塞几块，就成为上等的燃料。

居住这里的人尽管交通不便，但也有不缺燃料的便利。先不说单位每年以家庭为单位分配的售价接近免费供应的煤炭福利，或者顺手每天从煤场驮回家的煤块。就是在拉煤货车经过的路上，每天随便扫一扫就可以收集几口袋煤渣，足够日常煮饭取暖所需了。

有些山上煤层线很浅，肉眼就能看到黑色矸石掺杂的土层。如果舍得力气花些功夫，用不了多深就能挖出煤质稍差的灰煤。

小时候，我们百玩不厌的游戏就是在松酥的山头上往下跳。因为风蚀作用，坡下已是煤不煤土不土地十分松软，即使摔倒了也不会受伤。只是玩到最后，往往弄得衣服裤子尽黑，回家少不了招来大人一通斥责。

从小与大山为伴，每天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都是围绕着矿山进行。在当时，觉得这一生也可能不会离开这里了，直到在大武口上了两年职业中专后又回矿上当了待业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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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家庭的少年来说，在大山腹地的煤矿小镇找工作，除了与煤打交道，似乎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乌兰矿因为是国企的原因，在外人看来，这里属于有编制、福利好、工资高，安全系数也大的正式工。但在90年代除了技校分配及统一招工外，没有其它招聘途径，可谓“僧多粥少”。而私人小煤窑挖煤的活倒是容易，但没有安全保证。

在井下工作说白了就是“三片石头夹一片肉”，拿命换钱。90年代的煤矿正处于全面推行机械化采煤的初期，综放项刚开始上马，在当时属于非常超前了。而更多的井下工作面又窄又挤，人挖煤时只能象狗一样弯着腰，发生重大伤亡的井下事故在当时还是常事。

1996年初夏，我在石炭井医院护理病人时，就经常看到一些出井下事故小煤窑将遇难者送到医院抢救。命好的，断了胳膊折了腿。但死里逃生，捡一条命。命差的只好挂了，被抬到医院太平间。

一些遇到冒顶被活埋的伤员，一个个被搁在医院走廊里，医生先用手拨一下他的眼睛，看一眼后说“抬走吧，没救了”。

一条生命就这样消失了，站在一边的工友赶紧帮忙将尸首抬着到太平间，买来白酒、口罩。在口罩上喷上白酒戴在脸上，给死者脱下破烂不堪的作业服，擦洗一下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就等家里过来看一眼再拉走。

即使安全系数比较高的大矿，几乎每年都要把几个遇难者送到他们位于西海固地区的老家。

这些采煤工大多来自宁夏贫困的南部山区，离开家时活生生的一个人，而回来时却是一副棺材，因此开车的司机也害怕挨打。但去过那里的司机回来描述，“那个地方真是穷，喝的水都是窖水”。

因为矿上会给遇难家属抚恤金的原因，尽管当时也不过几千块钱，但在他们家人已是巨款了。于是很少有人刁难送他们亲人回家的司机和工友，还好吃好喝地招待一番。但司机们回来后，记忆里只有痛心和惊讶，“那里真穷啊，老乡还住着泥巴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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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学的尽管是采煤专业，但等于荒废了。在矿上实习时，跟随干掘进的校友去了唯一一次井下。在灯房领上矿灯等装备后，先坐上矿山缆车深入地下黑黢黢地不知走了多久车才停下了。

“你跟紧我，小心脑袋”。抵达井下车场后，老吴走在前面带路，我在他身边，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巷道深处走去。

在爬过几个送风的管道后，又朝着一个上坡的极其狭窄的通道走到头，终于到了掘进的工作面。借助矿灯，看到自己置身于三面包围的煤洞里，四周都是黑色的煤炭，有几个工人在干活，另外两个貌似技术人员借助安全帽上的灯光看图纸。

老吴走过去跟他们说话了解掘进进度，我站在一旁看着被煤层团团包围的密闭空间倍感压抑。虽然在井下能呼吸到负压吹过来新鲜的空气，但整个人却感觉闷热潮湿，汗水不停滴答。

没呆一会，我和老吴就往回走。通过那段漫长的甬道时，只有我和老吴孤独的身影，借助头顶安全帽上依稀的灯光踯躅而行。

通过一道风门时，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去推开阻力很大的铁门，刚一松手门立刻自己关闭。于是眼前出现另一段同样漆黑孤寂的巷道，让人顿生恐惧——于是，也就是那一刻我萌生了离开矿山的想法。

进不了大矿，就只能在别的地方干。那几年矿上的待业青年是最多的时候，因为矿上已经有几年没招工了，一些等不及的待业青年已结婚，为了养家糊口，到处在私人煤窑上打工。你想他们都进不了大矿，就更轮不上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小字辈了。

找工作可以，胆大力气大的就去煤窑下井挖煤，一个月能开四五百元（在90年代初期，这算是不错的工资了）。我曾经的小学同学，初中没上完就在一家私人小煤窑上班，等我出了校门他俨然是老司机了。

偶尔闲聊时，他跟我说说下井的趣事。原来从井口到掌子面（工作面）有几公里长，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如果遇到冒顶、瓦斯爆炸，那根本就别想跑出来。

同学在这家煤窑已经干了四五年，侥幸没遇到什么危险，活得好好的。不过，后来他连续做了几晚噩梦，梦见自己遇到井下塌方被活埋了，于是吓得死活不去上班了。再以后，他就最后跑到无锡当保安，虽然收入也不高，但他自己乐滋滋的觉得脱离了苦海。

我那时弱不禁风，眼睛又近视，属于干活没劲当官没命的人，只能在地面上找个活干。

虽然说找工作的底线是不下井，但实际上很多还是跟煤打交道，什么洗煤场、装煤车、焦碳场等等。在乌兰矿要是找一个跟煤无关的事情，那么就对不起，这里没有。

和我一起找活干的同学中，还有一个初中同学。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因为井下工伤事故被埋了，那时还是70年代尾声。当工友们把他父亲挖出来时，他的口袋里还揣着一个窝头。同学当时只有四五岁样子，下面还有几个妹妹，虽然有矿上工会照顾，但他家经济条件一直不好。初中毕业后，他在大武口上技校。等到分配工作的过程中，就跟我一同在矿上找活干。

他是独子，家里人自然不会让他做危险的工作了，于是就托人给他找了个在炼焦场上砸焦碳的活。也就是将一块大焦碳砸成一堆小块焦碳，一把榔头砸一天，一天8元钱。这样的薪酬在现在看来简直少得不能再少了，但在当年确实在我们眼中羡慕不已的好活了。

没有找到活干的其他人，每天茫然得像无头苍蝇，在期待中煎熬，在煎熬中等待。有时经常被另外两位上了技校回家等待分配工作的同学小强和小华，拽着在矿上到处瞎逛。

那时，在矿建老路与备战洞交界的地段还盖着很多自建房。吃过晚饭，三个人在凉爽的暮霭中漫无目的地走，走到自建房时碰巧遇到小华他们初中的女同学。大家有三四年没见，偶尔相遇自然打声招呼，然后被请到她家中聊天。

那天赶到矿区住宅停电，虽然是六七点钟，天刚擦黑，但屋内视线模糊。女生站屋中一角，其他人各自坐在屋内一角，彼此离得较远，像下盲棋般地说话。

因为没有开灯彼此也看不清样子。但也并不影响大家的心情，当然聊天内容无非是步入社会后的一些人生感悟和曾经校园中的趣事。

女生有一个十来岁的妹妹，似乎不放心性别不对等的交谈，不时莽撞地跑进来看一眼，让谈话不时中断。

当人生面临转型，不得不尝试全新生活时，难免有些失落。坐在旁边听他们交谈的我，隐约感觉到那位心中有些抑郁，因为那天她说一句“我要好好活着。等香港回归了，怎么也要去那儿看看”。

那一年是1994年，内心上感觉离1997香港回归的日子还很早，似乎与我们也不相干。谁知时光冉冉，转眼20多年就这样过去了，记忆中那个夏季傍晚在脑海中已恍如隔世般遥远起来。

现在，偶然想起此事心里不由默念“不知那个女生有没有实现去香港看世界的愿望呢”。

3

白天，我和小华骑着自行车满世界走，打听需要不需要小工。那时，在河南路山后面正在修建一座巨大的烟筒，搞建筑的包工头说需要人。每天就是从地面爬到修烟筒的脚架上背砖头，一天10元钱。

“听起来工资还可以”我站在烟筒下往上看。这时烟筒修了一半，从地面到顶部的脚架简直是高不可攀，只是看看都感觉心在颤栗——贺兰山上风很大，在上面做工一不小心就可能会像掉线的风筝一样吹下来。后来看报纸：有一个地方施工建烟筒，因为工人没有高空作业的经验而摔死多人的报道。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暗暗庆幸自己当初比较明智，没有去修这个烟筒。

离开河南路，生活还要继续。最后，在我和小华不气馁不放弃的坚持之下，终于在四队营房那边一家小洗煤场找到了洗煤工的活。

煤也能洗？没在矿山生活过的人可能搞不懂此中缘由。其实道理很简单，原煤中有矸石和灰碳等杂质，要清除干净才能卖个好价钱。打个比方来说，没洗过的煤当时每吨在300元左右，那么洗过的煤就达到到600元（甚至更高）。

在矿上，一些设施简陋的洗煤场的成本很低。摆放一台粉碎机日夜不停地轰鸣着，将大块头煤打碎分解后小碎块。精煤欢快地顺着水流被冲到沉淀池，身上灰质就这样被清洗干净了。

当然这种方式是最原始、最野蛮的小型洗煤场的做法。那些正规的大洗煤场就要比这里先进多了，工人的工资待遇也好。据说，还都发工作服、手套、口罩——不过那些都是国企单位，在乌兰矿可没有那么好待遇。

四队这片营房在我的童年留下过美好记忆。那时贺兰山上的部队还没撤走，每个军营都住满军人。他们也是勤于建设，将能开荒的地方都种上瓜果蔬菜和大片的树林。而在买什么都需要凭票的70年代末，在军人服务社里还能买到矿上限购的红糖、布料等紧俏商品。

每次大人骑自行车捎着我来到这里买东西，在挑选布料颜色尺寸时，百般无聊的我就独资在服务社门外玩耍。

四队军人服务社在沙河东边比较高的平台上，从上面看去一条由西向东的小溪蜿蜒流过，在没有洪水的季节，水质还比较清澈。而服务社北边就是山中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铁路，不时会有拉着长笛冒着蒸汽的火车经过。

服务社门前种了几排笔直的白杨，看过风景后我偶尔会摇晃一下树干，或拣一些落叶玩耍。有一次手刚触及树干时，觉得摸到肉乎乎的什么东西，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条青色毛虫子爬附在树干处，顿时慌乱的我跑得远远的。

80年底中期，贺兰山上的部队离开后，那些原本绿树成荫人气兴旺的营房就变得空荡荡了。随着时间流逝，愈加荒芜起来。偶尔一些私人老板把这片院落用作洗煤场、炼焦场，无形中加速了这片营房衰破的速度。

4

这家洗小型煤场是大武口某个中学开的校办企业，管事的是个年轻小伙子姓张，自称教师出身。他跟我们谈好工钱，说工资按记件算，洗一吨煤每人2元钱。

开始我和小华觉得这种计件活还不错。按洗一吨2元计算，一个班下来怎么也洗10吨吧，那每天收入就是20元。“这样算起来，一个月能挣600块钱”。

但真正干起活来，很快发现这种计件方式很坑爹，根本完成不了每天洗10吨煤的计划。

首先，那个非常简易的粉碎机进煤口非常小，吞吐量有限不说，还经常出故障不时停下来维修。但维修机器所花费的时间，都属于义务奉献。

另外，这台粉碎机的机口离地面有1.5米以上，离煤堆更是有20多米远。通常我们要做的就是先把20米远煤堆上的煤运到机子旁，然后再一锹一锹扔进粉碎机口，这样算起来做了很多无用功。于是，一个人大板锹不停地挥舞，一个班下来累得屁滚尿流也只能洗了2吨煤，算下来也就是收入4元钱。除了洗煤之外，管事的还不时让做些除渣、搬砖等杂活——当然这些活都不算工时。

我和小华上的是夜班，每天下午四五点钟跑过去，等下班回到家里已是半夜了。

洗煤这个活非常脏，一个班下来满脸满身都是黑色煤尘，不能直接回家睡觉。于是，我俩都是先跑到矿上澡堂“人参汤”洗完澡后再回家。躺在床上一时睡不着，总感觉哪里。心里琢磨道：洗煤场的人说是洗一吨精煤2元。但是我们要倒腾搬运两吨粉煤才能洗出来一吨精煤。中间那些搬运做苦力的活都属于白干了。“这样算起来，我们的劳动力太不值钱了”。

本身抱着干一段时间再说的想法，但过没两天，我们正在干活时，张老师突然让我们停下手里的活，说要去清理沉淀池里的煤。

活倒简单，大家很快就把煤池清理完美，然后在出水口处重新砌上砖。但没过几个小时，大家正在专心王洗煤机里添煤时。张老师火急火燎地跑过来就骂“煤都跑了，你们没长眼睛”。

我们清理的那个沉淀池离机子这里少说也有三十多米，中间以水槽相连。再加上黑灯瞎火的，鬼才知道池子那边发生状况了。

听他一说，大家都慌了神，在组长带领下跑过去看。来到沉淀池的台上往下面看，我们白天砌砖的那里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

洗煤场除了管事的张老师外，还有一个监工老刘，说是管技术的。他朝着沉淀池那里看了一会说“跑了有六吨煤吧”。

“没看错吧？”站在旁边的组长心有不甘地问。

“我干这行这么多年，不会看错的”，老刘心平气和地回答。

这时，站在老刘旁边的张老师气乎乎地说，“今天要扣你们六吨煤的工钱”。今天清理沉淀池老刘也有份，所以他自告奋勇地说把他的工钱也扣了。

大家一听无不沮丧，心想“干了一晚上洗了三吨煤跑了六吨煤，等白干不说倒欠人家三吨煤”。说起来冤不冤啊，我们只是搬了几块砖而言，砌的挡水栏不结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人家老刘的工钱都被扣了，我们这些干小工的自然无话可说了。

5

四队洗煤场所在地离矿上最近的新建住宅区也有三四里的样子。以前驻军的营地如今人去楼空，偌大的营房场院即使白天也看不见一个人影。

洗煤场的院子出来，到有柏油路的中间是一段崎岖的沙石路。往南边走是部队当年在沙河滩上种下的树林，再往南就是连绵的群山。

我们这个班干活的是四个人，除了我和小华外，组长跟他婆姨都是甘肃人，收工后就直接扛着工具回在营地里临时的家。所以，每次夜里十二点左右下班后，我和小华都是骑着自行车在没有路灯的砂石路上抹黑走很久，上了柏油路后才能见到路灯。

在这里流传着各种古怪的传闻。其中流传最广的一段灵异事件里的人都是有名有姓。据说在矿上上班的有一位工人爱喝酒，经常喝酒到深夜才回位于四队附近的家里。

常言道，常走夜路总会遇到鬼的。据说此人八字较弱，经常诡异事件。有一个夏天，他喝酒又到半夜才回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遇到一对母女跟他打招呼，年轻女子蛮漂亮的。

他一时兴起，跟人家玩起扑克，赢得不少钱后高兴地回家了。谁知道，第二天醒来一看，口袋里赢的钱都是冥币。吓得他老婆赶紧买来一堆烧纸送鬼……传闻真假如今无法确定，但我却在矿上饭馆附近见过这个工人。

即使在夏天，贺兰山晚上的山风也很大，走在路上只听到旁边的树林被风吹的索索奏响。开始，我和小华两个人互相壮胆也就无所谓了。但出了跑煤事故之外，小华对这份零时工失去了热情。同时，他所在学校通知他回去参加毕业考试，所以他直接就不干了。

小华不干之后，我又独自坚持了两天。下了班后，一个人默默地骑着车子在夜幕中回家。一个人跑到澡堂躺在热水里，顿觉索然无味，于是第二天也跟张老师辞了工。至于工钱，他也没刁难我，只是说等月底再发。

过了些日子，眼看到了月底了。我又一次来到洗煤场要钱。但管事的张老师却变了脸，说我们只干了一周时间，又把煤放跑了。这损失怎么算？好话说了一筐就是不给工钱。“要想要钱，那就等老板来了再说吧”。

又过了一段日子，回银川处理完学校事情的小华也回来了。我们商量一番，忙活了好几天不能一毛钱也拿不到吧。于是相约再去找张老师讨要。

“如果他仍不给我们工钱，就找人揍他一顿”——话虽这么说，也只是说说而已。要是哪有这么大本事，也不必跑到那里下苦力当瘪三了。

再来洗煤场，运气比较好。张老师回学校了，倒是见到洗煤场真正的老板了。

老板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面相忠厚有些秃顶。他不知从哪里骗来一个小工，这会正给人家安排住处。废弃的营房院子里就不缺一排排的砖瓦房，虽然空置了很多年，但遮风避雨还是不在话下。

我们一进屋，脚下厚厚的尘土顿时就像原子弹爆炸后的蘑菇云一样四处飞扬。那个小工看起来又小又瘦，估计连十六岁都不到。老板笑嘻嘻地对整理床铺的小孩说“现在这就是你的家了。好好干，以后再找个媳妇在这里多好”。小家伙一声没坑，一脸的茫然。我听了这话后，心里暗自叫道“骗子，凭这里的工资养活自己都难了”。

老板听了我们的来由后，以开始也不想支付工钱。他一直抓住那天跑煤的事不放，就说要扣钱。

“听他的口气，要把我们的工钱全扣掉才甘心”。尽管心里这么想，但在我和小华还是软磨硬泡地说“我们也是学生不容易”，再说哪里有干了活不给发工资的道理。

老板似乎有点动摇，就找来监工老刘商议。

在几天的接触中，老刘自然知道我俩的底细，明显也同情偏袒向我们。听到老板问话，他笑着说“反正他俩是学生，你是校长。你就看着办吧！”

老板考虑了一会，于是每人给发了20元钱。

累了一周才给二十块人民币？我们呆住了“这劳动力也太廉价了吧”。不过转念一想，“有总比没有总强吧”。经过前面多次讨薪碰壁后，现在也厌烦了。“如果张老师在，按照他的狠劲，估计20元都拿不到”。

趁老板还没改变主意，我和小华接过挥洒7天时间汗水换来宝贵的20元钱，逃似地赶快离开那家洗煤场。

说起我和弟弟的故事，我对他是满心的愧疚，当年就是因为我的执着，弟弟闯了大祸，本来大好的前途尽毁，换来长达二十年的牢狱之灾。这二十年来我把对他的亏欠化成了奋进的动力，一步步从零开始终于熬出了头，如今弟弟出狱，我把自己开创出的一番事业赠与他，只盼望今后我们姐弟俩的故事能够平安、幸福。

父亲在弟弟刚出生就被查出了晚期肝癌，折腾了半年，把母亲累到瘦得不成人型最后没能多留父亲一段时间。那年我四岁，还不知道失去亲人的那种痛。父亲走后，全家的重担全部落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她是远嫁女，娘家条件很差，没有后面可以依靠，奶奶那边没有收入全靠叔叔养着。

母亲在街道的一个厂子里当工人，这还是在父亲走后，厂子里协调的特殊照顾。她一个人的工资除了吃喝用基本上就剩不下什么，我们的日子过的紧巴巴的，但母亲尽力地为我们创造着一切。

我的性格一直都比较叛逆，虽然是个女孩子但人们都当我是假小子。而弟弟比我小四岁，但一直很听话懂事，他说自己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要快快长大，好成为家里的顶梁柱。我们的故事在平淡中继续。

我初中还没毕业就不在上学了，天天跟着街上的几个小混混一起，那时总想着有一天能成为大哥的女人。也就在我辍学的第二年母亲在街道的厂子里出了工伤事故，在医院里治疗了半个月还是没撑住走了，我们俩人成了孤儿，最后协商赔给我们一笔钱。

那时因为我们还是未成年，叔叔成了我们的监护人，钱都存在了他那里。可婶婶不愿意我们住进他家，所以一直以来我和弟弟都是呆在自己家里，反正我也会做饭、洗衣，我照顾弟弟的生活起居。那时我还是经常会跟着那群混混一起出去玩耍，但心里总惦记着弟弟，每次都早早回来，渐渐地跟他们就不怎么联系了。

十七岁那年，我被照顾进了父亲的厂子当学徒工，终于有了自己的工作，每个月还有一点薪水，我高兴得不得了，每次发了钱就带着弟弟给他买书，买吃的。他总是劝我要少花钱，可我看见他拿着新书迫不及待想要读的模样就感到满足。

二十岁那年我和厂子里的一名男职工宏走到了一起，那时我开始注重自己的外表了，留长了头发，买些化妆品涂涂抹抹，发现镜中的自己也可以妩媚动人。那时下班之后会去看电影、跳舞，每次约会后都很兴奋，连弟弟看见了都说我简直和之前变成了两个人。弟弟已经在读高中了，学习很好，都说他是读大学的好苗子。

我不再幻想成为大哥的女人了，而是期待着能和宏最终走到一起。在我们的这段关系中始终都是我处处主动，开始的时候他还积极回应，时间一长他仿佛有些可以躲避了。当我亲眼看见他与另一位女职工手拉着手走进厂子大门时，我才发现原来我已经成为了过客。

那天我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使出浑身的力气狠狠地打了那个女人一个耳光，当时正是上班时间，好多人都围了过来，女人捂着右脸梨花带雨地哭着，宏抱着她将头埋在他的胸前，然后恶狠狠地对我说，我和你已经分手了，你不要在来缠着我，他是我的未婚妻，你必须道歉。

分手，这只是他的说法，我根本就不接受。于是从那天起我开始无休止地找宏，一开始还是哀求，在得不到回应后就是歇斯底里。宏也被我弄烦了，不惜辞去工作，搬了家。

半年后当我得知他的新工作单位的地址的时候，我又再去找他。其实那时思想钻了牛角尖，什么都听不见去，弟弟一个劲地劝我说何必为了他搞得自己这样呢，可我就是听不进去。弟弟开始担心我，每次晚上我出去他都是找各种借口陪我去。

所以我只能趁白天上班的时候去找他，我始终想不明白那个长相、身材都不如我的人怎会站在了宏的身边。当他再次见到我的时候，根本就是视而不见，那时这是下班时间，好多的人，他和同事就这样面无表情地与我擦肩而过。

我蹲在地上无助地哭泣起来，我知道一切都没了。但我还是不死心，我找到了女人的住处，想约着她谈谈，看看她到底有什么比我强的地方。我一早就出了门，想等她出门的时候问问。结果我看见了他们俩个人手拉手地出来，原来他们已经住在一起了。

宏看见了我，他以为我要对女人有什么企图，便先上前一步，一个耳光把我打倒在地，血随着嘴角流了进去。我嘤嘤地哭了起来，可他还想在踹我，还大声说，贱人，忍你好久了。

弟弟冲了出来，他一把将宏推到了地上，宏重重地后脑朝下摔了下去，一声惨叫便不动了，一会鲜血流了出来，我发现宏的脑袋摔在了地上支出来的一截钢筋上。

除了害怕已经六神无主了，在众人的帮助下宏被送进了医院。昏迷了一段时间走了，那年我二十二岁，弟弟十八岁。弟弟被警察带走了，被判入狱二十年。弟弟的故事悲惨起来。

我辞职了，离开了这个伤心地。这些年我从街边小摊干起，每当累的时候就想想还在受苦的弟弟就咬牙坚持下来了，这些年我已经褪去了年少时的张狂，脚踏实地地过好每天的日子。每次见到弟弟的时候，他都会鼓励我好好生活。

我成功了，在弟弟出来之前我成立了一家配餐公司，专门给这家城市里的一个开发区各大厂子里送餐。

弟弟出来那天是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我连夜开车赶了过来，到达的时候天才蒙蒙亮，我抑制不住激动下了车就这样望着那边的大门，一到时间弟弟是第一个出来的，看到他的那一刻我冲过去抱住了他，这时我们都已不再年轻，但眼前的他仿佛还是当年那个青涩的男孩。

回去之后我把公司的管理交给了弟弟，我退了下来，给了他大部分的股份，而弟弟也不负众望，在短暂的了解之后就开始全身心投入，公司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光景。

现在的我平时游游山玩玩水，前方的事情全部由弟弟操持。期待我的故事有一个更好的结局。那夜我梦见了父母，这个梦很长很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