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接收大员”到工厂后就搞起了分批裁员，首先拿女工开刀。1945年10月5日，厂方宣布“女工一律不用”。这等于给全厂工人迎头泼了一盆冷水。

厂方解雇女工的决定公布后，女职工群起反对。地下党员俞宝琴平时团结群众，有一定的威信。科室女职工公推俞宝琴为代表，与厂方交涉。俞宝琴一时无法向组织请示，仍毅然决定前往厂部，代表女职工情愿，提请厂方慎重考虑。通过这次情愿，厂方不得不考虑群众的情绪，仅解雇了几个人。大部分科室女职工都留了下来。但俞宝琴因而引起了厂方的注意，被党组织调回上海工作。

部分女工被裁后，厂方又使出了第二个新花招“考工”。所谓“考工”表面上是工人凭技术报考工匠、帮匠、艺徒、小工等，实际上是借此达到任意裁减工人，进一步在“复员”与“华铁”工人之间制造矛盾的目的。在“考工”公告里就明文规定：复员工不参加考试，仍以8年前资历雇用。

“考工”前，一些工场的工头、领班乘机敲诈勒索，通过亲信放出话，要工人请客送礼，否则休想考试通过。考试的要求也极不合理。如机车工场负责出试题的竟然是原来的日本工头岛村和平江；机械工场工头在考试中蓄意提高操作技术标准，故意为难工人。

从11月26日到29日，戚机厂开始进行“考工”。到揭晓那天，厂方采用卑劣手段，事先不张榜公布，让参加“考工”的工人集中在广场上，轮流到各工场的窗口领铜牌，领到的上班，领不到的就开除。国民党当局惧怕工人起来反抗，在广场四周派兵架起了机枪，还派了许多便衣监视工人。

“考工”的结果，全厂有326名工人被开除出厂。这次被开除的工人，是不是都是没有技术的呢？事实的真相是：在这批工人中，有的是经常流露出对反动统治不满情绪的；有的是没有给工头送礼的。氧气工场工人刘仁官技术高明，因为没有钱给工头送礼，被开除出厂。可是他被解雇后，氧气机也跟着“罢工”了，这急坏了工头、领班，只好请他进厂工作。这件事给了国民党一记响亮的耳光。所谓的“考工”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就不言而喻了。

厂方压榨工人的手法是极为狡猾的，他们往往通过各工场头目、领班为非作歹地采用各种手段，残酷剥削工人。厂方用拖延发薪日期的办法克扣工人。这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等于是将工人工资打了一个折扣。此外，工人还要负担壮丁捐、军柴军米捐、碉堡壕沟捐等。如此七折八扣，发到工人手里的工资就少得可怜了。厂方还巧立名目，动辄罚款。厂方对病假的规定更为苛刻，工人们为了保住工作，生病也不敢休息，带病工作。机械工场钻床工苏安傅因沉重劳动和生活压力，不幸染上了肺病，以致卧床不起。尽管工友们不时救济一些，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只得咬紧牙关，拄着竹竿进厂做工，在钻床边干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口吐鲜血，含恨而死。

当时工厂的劳动条件极差，许多工人整天在露天工作。如煤水车、司机室等修理，全在日晒夜露、风吹雨打的环境里工作。夏天晒得背上起泡，冬天冻得手脚开裂。工人出了工伤，轻的被迫照常上班，厂方既不改善劳动条件，又不采取安全措施，只是强迫工人干活，致使工伤事故接连不断。重的病假超过天数就一脚踢开。

工人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辛。工人宿舍异常简陋，千疮百孔，漏风漏雨。每当火车经过时，屋架墙身总是晃来晃去，就像地震一样。有一年夏天，工人宿舍发生了倒塌事故，压伤了不少工人家属。

1947年前后，党对国统区的工人运动更为关心和重视。地下党组织中共澄西县委、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中共苏锡常工委、中共武进城工委、中共镇江工委5条线先后深入戚机厂，分别派遣和发展了16名党员，建立3个党支部，团结、教育职工群众，积极开展地下活动。戚机厂的地下党员团结职工群众，与国民党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们利用休息时间给工人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等革命故事，利用各种机会向工人群众宣传人民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及党的政策和主张，发动大家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他们通过组织实习生学习技术业务等方式，与青年技术人员进行广泛接触和联系，深入了解，做好教育、培养工作，为发展党的力量作准备。他们还积极搜集、了解厂内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情况及时向上级报告。

据史料记载，国民党接收工厂时，全厂面积共占地五十万七千五百余平方公尺，厂房建筑总面积为三万二千四百余平方公尺，宿舍及其他用地共约一万三千五百余平方公尺。（另说：工厂占地50.8公顷，建筑总面积5.2万余平方米）。1946年初，戚机厂总人数达到3009人。

由于存在派系，并面临“考工”等威胁，全厂工人人人自危。工厂面临生产混乱，矛盾激增的局面。为了控制混乱的局面，国民政府交通部华中铁路管理委员会，针对戚机厂宣布七条暂行规定，以代替日本人在厂时实行的制度。

工人实行完全日给制；

星期日休息给全薪；（原制度每月前三个星期日给薪，第四个星期日扣薪）

星期六、星期日尽量限制给假；

事假、病假一律不给薪；

除工伤及重大事故外，请假工人免票暂不发给；

前“华铁”六个月不请假，给奖颁发立即废除；（原规定六个月不请假员司给六天薪，工人给四天薪）

“华铁”时积存之慰、劳休假一律取消。

戚机厂相应也做了一些规定。

1946年，戚机厂开始重建体制机构，设正副厂长各一名，厂部设五个股，三个组，一个室。五个股即技术股、工作股、事务股、材料股、设营股；三个组即机车组、车辆组、通用组；一个室是会计室。生产现场设13个工场，一个系。即组立工场（原机车工场）、锅炉工场、机械工场、货车工场、客车工场、铸工场、机电动力工场、修配工场、汽车工场、再用品工场、副营工场，以及公用系。

抗战胜利前夕，日本人将厂内100多台较好的设备迁移至九龙岗。胜利后，工厂又无财力增添，除专款造了280间工房外，在厂内仅利用日本人留下的屋架，增建了车轮车间，基本建设未能顾及，并且电力不足，职工思想情绪低落，组织生产十分困难。直到1946年9月，路局下令将梁培根调回机务处，重新委派路局副总工程师郎钟来兼任戚机厂厂长后，针对厂内情况，在生产管理、技术准备、职工技术培训、组织修车竞赛、奖励等方面，逐步作了改进，使生产有所上升。

据记载，1946年全年修理机车210台，其中大修61台，中修61台，小修79台。修理客车180辆，修理货车1971辆。

1947年全年修理机车263台，修理客车575辆，修理货车2092辆。铁路局传令嘉奖戚机厂出色完成年度客车修理、改造任务。

1948年全年修理机车189台，修理客车542辆，修理货车1991辆。

1947年，工厂技术人员和一些美国实习回来的工程师一起设计了一款流线型客车图样，计划先造9辆。但是，款项一直未拨下来，迟迟没有动静。不久，当时京沪区铁路管理局局长陈伯庄指令戚机厂制作流线型客车一列。戚机厂根据命令，突击制造了一列流线型飞快客车。包括用1台太平洋式P5型106号蒸汽机车改装为流线型，新制头等客车5节，行李邮政发电车、餐车、瞭望车各一节。采用空调设备，装潢讲究。1947年6月开工，第二年8月完工。当初设计图比较简单，只有一些骨架和外形，既不完整，也不详细，更谈不上工艺过程和技术条件。在制造过程中，工人想办法实现设计，充分展示了戚机厂工人的智慧和技能。比如瞭望车的圆顶就是工人师傅用手工一榔头一榔头敲出来的，一共试验了五、六次才算满意；车门的活动踏板，经过工人几次修改图样，才实现了自动翻转；两节车之间的连接雨棚的设计，也是工人动脑筋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