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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谁出钱? 工伤赔偿哪里出钱?

2021-10-13 18:14:23 来源:顶匠律所 浏览:461 咨询电话:954310

来源:光明网2020-12-26

据媒体报道,近日贵州省惠水县的王水香反映:其前夫杨昌茂2016年7月12日,在广州市一家工地上受伤致瘫,家属委托律师索赔;今年9月6日,杨昌茂与用人单位签订赔偿协议书,获得一次性赔偿180万元;但事后发现,律所从180万元中,一下分走了90万元,质疑收费过高。当事律师回应:收费依据是双方自愿签订的合同。而杨昌茂的哥哥杨昌明表示:签协议时都知情,当时如果没有律师,最多获赔30万元。此事引发热议,不少网友也认为律师收费过高,没有人文关怀。

从当事人杨昌茂工伤致瘫所获180万元赔偿中提走90万元律师费的情况可知,当事律师采取的是风险代理收费模式。

所谓风险代理,通俗点说,在诉讼前期,委托方是不用掏钱,或是按约定只掏少量基础服务费的,要是律师最终打不赢官司,获取不了赔偿,那律师付出的大量时间、精力、金钱等各项成本,都是白费了的;但若打赢官司,则律师将从委托方所获赔偿中抽取高额提成。高投入、高风险,对应高收益,通常这也是合乎情理的。

不过,根据国家发改委、司法部《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第11条第3款规定:

这是因为,相关当事人本就属于亟待救济的弱势人群,若是从他们最终所获款项中抽取高额律师费,很可能将不利于他们今后的生活保障。

但现实情形是,一些当事人发生工伤后,因医疗救治产生大量支出,要发起工伤赔偿维权诉讼,无法预先支付律师费。此外,诚如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王飞律师所说:“很多农民工缺乏证据意识,有的甚至在受伤后很久才想起来维权,因此胜诉率不算高”,律师代理工伤赔偿案件,本身也具有较高风险。就拿新闻中提及的案例来说,杨昌茂2016年7月发生的工伤,当事律师历时四年多,才最终帮助其从用人单位处拿到工伤赔偿,投入的时间、精力之巨可想而知。所以,

该案中,当事律师从杨昌茂所获180万元赔偿款中分走90万元,正是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获利。

平心而论,从工伤致瘫180万元赔偿款中分走90万元,亦即占到赔偿款的50%,这样的律师费收取未免还是畸高了。

那么,该如何避免工伤当事人为解燃眉之急,而给人最终收取高额律师费提供可乘之机呢?一方面,

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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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律师费”绝不是工伤赔偿难的“对症药”】广州市司法局28日通报,针对“工伤获赔180万律师费90万”事件,该局已经依法依规启动调查程序。如查实存在违法违规执业行为,广州市司法局将严肃处理。当前,工伤赔偿诉讼特别是农民工群体的工伤赔偿诉讼的确存在一些难点、痛点。适当的收费显然有利于鼓励律师更积极、更有效地办案,也有利于农民工自身权益的保护。然而,以“风险代理”名义实施高收费甚至收取“天价律师费”,绝不是化解工伤赔偿难题的“对症药”。从个人层面上说,工伤赔偿和赡养费、救济金一样,是当事人“血汗钱”“救命钱”,过多过度截取,显然不利于他们的生活维持;同时,过高的收费也给少数不良从业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恶意谋取当事人应得补偿提供了操作空间。从社会层面上说,“天价律师费”很可能对被诉企业乃至社会造成误导,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扭曲成“钱多好办事”“输赢靠花钱”的错误认知,最终反而会妨碍受伤害者获得合理赔偿。“天价律师费”绝不是工伤赔偿难的“对症药”(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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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立生

据媒体报道,近日贵州省惠水县的王水香反映:其前夫杨昌茂2016年7月12日,在广州市一家工地上受伤致瘫,家属委托律师索赔;今年9月6日,杨昌茂与用人单位签订赔偿协议书,获得一次性赔偿180万元;但事后发现,律所从180万元中,一下分走了90万元,质疑收费过高。当事律师回应:收费依据是双方自愿签订的合同。而杨昌茂的哥哥杨昌明表示:签协议时都知情,当时如果没有律师,最多获赔30万元。此事引发热议,不少网友也认为律师收费过高,没有人文关怀。

从当事人杨昌茂

致瘫所获180万元赔偿中提走90万元律师费的情况可知,当事律师采取的是风险代理收费模式。

所谓风险代理,通俗点说,在诉讼前期,委托方是不用掏钱,或是按约定只掏少量基础服务费的,要是律师最终打不赢官司,获取不了赔偿,那律师付出的大量时间、精力、金钱等各项成本,都是白费了的;但若打赢官司,则律师将从委托方所获赔偿中抽取高额提成。高投入、高风险,对应高收益,通常这也是合乎情理的。

不过,根据国家发改委、司法部《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第11条第3款规定:对于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的民事案件,律师收费不得采取风险代理模式,胜诉抽取高额提成。这是因为,相关当事人本就属于亟待救济的弱势人群,若是从他们最终所获款项中抽取高额律师费,很可能将不利于他们今后的生活保障。

但现实情形是,一些当事人发生工伤后,因医疗救治产生大量支出,要发起工伤赔偿维权诉讼,无法预先支付律师费。此外,诚如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王飞律师所说:“很多农民工缺乏证据意识,有的甚至在受伤后很久才想起来维权,因此胜诉率不算高”,律师代理工伤赔偿案件,本身也具有较高风险。就拿新闻中提及的案例来说,杨昌茂2016年7月发生的工伤,当事律师历时四年多,才最终帮助其从用人单位处拿到工伤赔偿,投入的时间、精力之巨可想而知。所以,以口头约定形式而非书面合同形式商定风险代理收费,按工伤赔偿总额来提成收取律师费以规避禁止性规定,民不举则官不究,几乎成了业内公开的秘密。该案中,当事律师从杨昌茂所获180万元赔偿款中分走90万元,正是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获利。

平心而论,从工伤致瘫180万元赔偿款中分走90万元,亦即占到赔偿款的50%,这样的律师费收取未免还是畸高了。哪怕是允许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模式的案件,按《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第13条第2款规定,“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

那么,该如何避免工伤当事人为解燃眉之急,而给人最终收取高额律师费提供可乘之机呢?一方面,端赖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向社会购买法律援助服务的形式,对这类工伤当事人加大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力度。

另一方面,《律师收费管理办法》也不妨因应现实适时作出修订,对工伤赔偿等民事案件不得采取风险代理收费模式予以解禁;但与此同时,规定律师胜诉可以收取的提成限定在约定标的额的10-20%区间以内。如此,则在满足相关律师基于高投入、高风险的高收益需求和工伤当事人的后期医疗、生活保障需求之间,达致一个平衡。(于立生)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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